“学校人”还是“社会人”？

　　“本校的留校学生，如果想继续考研深造，我们很欢迎。”天津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元告诉记者，外校过来的学生最基本的信息都无从考察，其中不乏浑水摸鱼之人，难免对本校的安全管理带来隐患。

　　“‘校漂族’的涌入，会占据学校大量的资源，图书馆、自习室经常都找不到座。”南京大学研究生李树认为，“校漂族”既然已经离开了学校，就不应该继续占用学校的资源。

　　“外界称我们为‘校漂族’，其实我们哪里是一个群体？”汪哲说，几乎所有“漂”在学校的人都是独来独往，群体之间的交流其实很少。“一天看书14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和人交谈。”

　　就业、出国、考研，“校漂族”承受的心理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而模糊的身份更让他们迷茫而纠结。

　　学生离开学校，本应该成为“社会人”，但是因为没有工作单位的接收，社会人的身份是不明的；待在学校里，却与学校不构成隶属关系，也不再是学校老师爱护的学生。“这种感觉就像是黑户。”汪哲的表情很惨淡。

　　“校漂族”群体到底有多大，目前为止，尚无权威的统计数据，然而这一群体不断增多的趋势和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指出，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高校周围，“校漂族”已达数十万人。

　　一方面是“校漂族”的数量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学校的管理愈发严格。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人群，他们的利益究竟由谁来保障呢？

　　谁是第一责任人？

　　“教育部早要求把职业规划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学校也在努力开展各种职业规划课程，但是总有学生表示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刘元说，“仅我们学校，每年毕业生中就有3%的学生不离校。”

　　刘元表示，学校的职业规划课和学生的反应就好像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对此，他也很困惑。

　　学校要对学生负责，但是对于这批早非学生的群体，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看来，把学校作为“校漂族”的管理主体是很难的。“‘校漂族’的管理应该和蚁族、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一样，纳入社会保障部门的范畴。”他认为，客观上来说，学校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权利去管这些群体。

　　“要想保障一个群体的利益，首先要找到责任人。”《前线》杂志副总编、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顾问祁金利表示，“校漂族”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流动人口的管理体系，政府应该发挥管理的最主要作用，而弄清人口基数是保障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第一步。

　　“学校没有责任和义务来管理他们。”祁金利告诉记者，尤其是在北京等高教密集区，“校漂族”的情况更是复杂，很难分清他们是哪所学校的“亲戚”。

　　“‘校漂族’中，不乏有为改变第一教育出身的学生。”刘元说，因为部分用人单位对毕业院校“985工程”、“211工程”的限制，也造成一批人久困在一所学校中，他希望能够用法律途径来保障学生的基本权益。

　　“‘校漂族’不再简单地是学校层面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祁金利认为学生的就业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时间来实现需求的匹配。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才需求的不平衡可能使某部分人才过剩，这是导致“校漂族”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刘元表示，如果非得追究学校的责任，学校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