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热议科技新政:"南京九条"能否冲破"围城"
政府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体制“天花板”上破解三大难题
出台“南京九条”,杨卫泽把矛头指向科技体制改革的三大问题:“科技创业者身份的后顾之忧”“科技人员与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科技创业企业初创期资金短缺、产品销路和财税负担的难题”。
在他看来,南京现有的创业人才大多是海归,市内市外创业人才较少。“现在科技成果大量沉睡,体现在论文中,而没有体现为产品和产业。这个问题既不在于大学科研院所,也不在于科研人员,而是体制和机制阻碍了人才科技生产力的解放。”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代表全程参与了“南京九条”的调研。在他看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南京迫在眉睫。
在过去多年里,南京在产学研合作、设立产业基金等方面屡有尝试,但这个拥有江苏80%“211”大学、70%省级以上科研机构的长三角科技中心城市,2011年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率仅为44%。
“‘南京九条’的出台,这是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尝试。”沈健认为,“南京九条”有两个希望,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教师在科研时要多承担应用性课题;让更多科技成果不再束之高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沈健看来,改革首先要破除思想阻力——拿职务发明出去创业,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国家投了钱,教师拿工资,科研成果属于职务发明。拿着职务发明去创业,这是违法的。”金征宇的观点,记者从不少高校代表中得到了回应。
针对这样的争议,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代表坦言:“高校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成果应该归纳税人所有。在我看来,把成果烂在抽屉里,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如果转化出去,让全社会享有,这非但不属于流失,还属于为国家造福。”
随着“南京九条”,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前后,“武汉黄金十条”“济南十一条”等一系列各地新政也纷纷出台。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代表认为:“高校、院所、企业各有各的价值目标、考核导向和利益追求,最大力度地整合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最大力度地激发各类创新创业主体活力,正是政策上要突破的关键、认识上要突破的重点。”
用改革的方法创造新财富:关键是让创新资源流向市场
读着“南京九条”的条款,金征宇感慨,政府在旧有体制上开了一扇窗,更应在科研和市场间搭起一座桥。
“高校、院所、企业构成了一个完整创新链条,链条每个部分都有所长。政府要做的是让每一个所长更长。”在金征宇看来,“创业不是科研人才擅长的。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政府要在科技中介上发力。”
“在澳大利亚,大学和专业的科技成果推广机构合作,市场有需求,专业人士就把成果推荐给企业。在江南大学,我们把科学技术研究院当成中介机构。”
金征宇所在的江南大学,在酿酒、食品等领域颇具影响力,但综合实力很难和清华、北大、复旦等一流高校抗衡,这就意味着从政府“拿项目、拿资金”的能力相对较弱。
金征宇告诉记者,把“科技和社会服务”作为发展方向,该校组建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科学技术研究院”,从企业和产业中拿到了充足的横向经费。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研究院在科研和市场间搭建了一座桥。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质疑:“全国白酒企业的老总大多出自江南大学,该校甚至可以看成全国白酒企业的一个大的研发中心,这让该校和市场具有天然血缘关系。大多高校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也很难采取同样的做法。相比之下,‘南京九条’从科技人员入手,让创业者不再偷偷摸摸,让有智慧的人先富起来,在现阶段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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