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记者：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指出，毕业生就业中存在“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的两难现象。对此，有声音认为，这本质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对接性差的问题。您怎么看？

　　丁大建：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是，大学生劳动力供给过剩，农民工供给短缺。从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看，大学生需求会增加。但未来市场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技术工人，这要求我们的大学生培养结构需要调整，高校专业、层级的结构都要调整，“计划入口，市场出口”的模式必须改变，大学生就业观念也会调整的。

　　熊丙奇：这背后的原因是大学生没有个性、能力和素质不高，不少学生只是有“大学生”的身份而已。在大扩招中，不少学校采取规模化办学路线，选择办学成本低、容易开办的专业作为扩大招生的突破口，这造成一些专业设置泛滥，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严重失衡。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人文、社科专业，高校的培养规模，远远超过社会需求，学生在报考时，就知道未来就业困难，可为了混一张文凭，却不得不选择报考这些院校、专业。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未能形成良性循环。总体看来，我国大学生的比例还不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每十万人中有8930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这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大学生之所以就业难，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并不高，而这正是吸收、容纳大学生最多的领域。

　　记者：解决这两难并存的问题，需要理顺哪些环节？

　　熊丙奇：要根本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必须着力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办出个性和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大学形成本校的办学特色，才能避免千校一面、千生一面，才能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动，调节学科、专业、课程的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熊义志：首先，大学生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就业观念，能够更加放开眼界、迈开脚步，到更大的地域范围、行业范围和单位性质范围放飞梦想。其次，当前的条件下，确实存在很多现实的困难和障碍限制了大学毕业生到更大范围就业。例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环境、工资待遇、家庭影响等等。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能够激励大学生到中小城市、到基层、到中小企业就业的政策和机制。最后，我个人特别期待社会舆论对青年职业发展，对大学生就业更加宽容。社会各方面要真正关心大学毕业生的发展、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引导和激励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简单拿一些帽子去往大学毕业生身上扣。

　　记者：为促进大学生就业，近年来各高校和各地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您认为哪些是行之有效的，今年又有何亮点？

　　熊义志：仔细梳理过去的一些就业政策，像大学生“三支一扶”（记者注：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西部服务计划、大学生应征入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难的状况。

　　记者：做好699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作，您对政府、高校或者大学生自身有什么建议？

　　熊义志：首先，从国家层面来说，建议继续大力实施政策性就业项目，建立不同地域之间的就业联动和支援机制。第二，国有企业在支持大学生就业上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社会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第三，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国有企业启动和实施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青年人才储备和培养工程，保持和加大优秀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力度。第四，要优化大学生创业环境，加大大学生创业扶持力度。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构和服务平台，对于新注册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尽快建立“一对一，全覆盖”的辅导和服务体系。最后，各高校要进一步结合学生就业需要提升就业指导和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和工作实效，对于就业困难的学生要早发现、早规划、早培训、早推荐，并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

　　丁大建：既然市场化，不如让市场说了算，学校、毕业生、企业（用人单位）都应适应市场。同时，高校培养机制也要根据市场进行相应改变。（本报记者邓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