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救亡压倒启蒙”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诠释“五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五四”风潮以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逐渐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此说与胡适晚年的“政治干扰文化”论一脉相承，胡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断。应该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看到的只是历史的一个表面现象，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他们的“救亡”概念含混地包括民族救亡运动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完全不同的政治运动。而且这种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外在解释，忽略了启蒙的内在矛盾和自我瓦解。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救亡与启蒙难解难分。自严复始，中国的启蒙即源于救亡，救亡是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因。与法国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因而，以“救亡”与“启蒙”对举，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语境错置的问题，似乎中国有一个欧洲式的纯粹的“启蒙”。“五四”以后，新思潮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启蒙到“直接行动”、从“价值重估”到“社会改造”的转变，由此革命运动代新文化运动而兴。这种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消长，是“启蒙转化革命”，它本身亦为启蒙逻辑演化的结果。胡适晚年的学术秘书唐德刚就反对胡适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之说，他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为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阶段。

　　郑大华：救亡和启蒙不仅是“五四”时期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因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过程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之过程的历史。如果说反帝是为了救亡的话，那么反封就必须进行启蒙。反帝和反封，亦即救亡和启蒙，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两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始终相伴而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关系。以五四运动而言，如前所述，挽救民族危亡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目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青年们的思想获得极大的解放。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了许多宣传和研究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如新潮社和《新潮》杂志）。这些社团和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后来大多成了五四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由此可见，没有新文化运动，便不可能有“五四”和“六三”那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的发生。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正是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北京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全国。以白话报刊为例，五四爱国运动前，全国的白话报刊屈指可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全国的白话报刊猛增到400多家。

　　说“五四”后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主要是说“五四”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及发展，淡化甚至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前期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这种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说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是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是相对于中国的旧文化而言的，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属于新文化的范畴。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没有压倒或中断五四前期的启蒙，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民主和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和阶级解放、民族自由。从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到阶级解放、民族自由，这是启蒙的深化和提高。第三，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但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要实现民主和自由就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只能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路。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启蒙的中断，而是以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进行的启蒙。实际上，对于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来说，他们不是从胡适等人那里知道民主、自由的，而是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如抗战时期边区的民主改革）知道民主、自由的，并学会了如何行使民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