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中国的教育说几句，本人来自中国的农村，老家在大西北，
我是实实在在的农村孩子，我只能说一说我们那里的教育。
先说一下小学教育，我们那里一个响有2、3万人，只有一所幼儿园，绝大多数孩子的幼儿园是在自家的院子里上完的，三岁的孩子跑不动那二里山路。其实每一个村子都有一所小学，但是因为大家公认为老师不行。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的高中正好是全县小学教师的全县统一考试，考试结束时，有的教师坐在一起探讨当时的试题，其中有人问“X上面一个小2是什么东西？”真的，我不骗你！这样的老师，人家能放心吗？所以大伙都尽量想办法进响上的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的门也被挤破了，你报名的时候，家长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提着烟酒，大家都是明目张胆的送礼.学费每个孩子一学期300元，加上其他的用费，大约是500元，大约相当与1000斤粮食，一般每家两个孩子，供给两个孩子上学一年的花费也就相当与4000斤粮食的价值，你可知道我们那里4000斤粮食需要10几亩地才能种出来，而且是风调雨顺的年份，更奇怪的是你得自己带上桌椅，才能正儿八经的学习。
在最近几年，人们已经不在把心思用在种地上，于是出现了城市里所谓的“民工”，大家一年的打工的辛苦结果也就是为了家里那二亩地的化肥钱和小孩的学费！
小学可以说只要家里供给的起，还是没有人找你麻烦的，初中大致同小学一样的面目，只是你的腰包要掏的多一些，当父亲的辛苦一些，中国施行九年义务教育嘛，初中只是多增加几间教室，多解决几个师范毕业生的就业，对社会也是拉动内需！小学升初中还是90%的学率！接下来，可就麻烦了，初中升高中对于出自哪些误人子弟老师之手的的农村孩子，可就不那么幸运了，除非你天生的智力高人一等，否则，只能拜拜！（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的孩子只要跳出农门的都将来混的差不多的缘故吧！）你就得和村子里的哪些父辈们、伙伴们、姐妹们打工去了！
高中，只要你能够考上，尤其是重点高中，无论怎样，还是可以勉强读完的！拿著自己家的粮食、学校提供的是热水，自己用煤油炉子做饭吃，晚上是十几个人一个的宿舍，夏天苍鹰满屋子飞，冬天能够冻死人！谁让“十年寒窗在书房”呢？为了考上大学，大家再苦也心理值得！
最后，终于来临了，你千呼万唤的高考时刻到了。然后，接著是名落孙山和从头在来，或者是榜上有名！可是无论从头在来的补习费，还是上大学的花费，足以让你的心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也没有高考落第的忧伤，也没有中榜的喜悦，都是一个字“钱”，你的未来从此与“钱”的关系异常密切！
在我读书的时代，学费才几百快钱，那时农村的父母也供给不起，可以让子女报考师范、农林院校，希望的也是那一分比其它院校高的补助！今天，大学的学费一年就是一万元！就是毕业根本没有无人问津的中专，也几乎是同样的收费。
在我们哪里，上学的人数，从小学到高中，人数是成几何数级递减，朴实的人们认为，与其费那么大的劲供给孩子上学，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到建筑队抱砖头，卖力气反正不要文凭，于是上学的人越来越少，但城市中的民工越来越多。
农村，无论是教育、经济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生活在末等的农村父老乡亲，请来帮助他们吧！
（二）
看了《教育收费：20世纪最后的悲哀》，我深有感触。重视中国的教育，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问题被喊了几十年，却屡屡不得要领，无外乎就是是否增加教育投入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但一听到要钱，那些或大或小的官长们就都重视教育长在嘴上。
同时，低水平的教育所营造的低素质的文化氛围让那些低水平的官员也宁愿相信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推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就是实现实利润的投入产出活动，而教育是只投入不产出，所以要让教育远离中心。
况且中国的官僚升迁体制强调1＋1＞2的数字游戏和能从小车窗户里看到的宽广马路和街道两边繁荣景象所代表的“眼前”业绩，至于教育这种“陪钱的买卖”被定性为0＋1＝0的产业，只能沦为政府工作序列中的“臭老九”，仅仅在需要沽名钓誉的时候赚一声吆呵而
于是，渐渐地，各级当政者每每谈及对教育的重视，完全不是基于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根基这样一个认识，而演变成位一个道德范畴的认知。于是乎，“我们财政再困难也没有拖欠教师的工资”也成了良心记者们屡屡宣扬的“主旋律”。
终于，当享受义务教育的娃娃们连书都念不起的时候，道德分子们开始争论强制义务教育的准确定义：是国家强制穷老子有义务送娃念书九年还是穷老子强制国家有义务保证娃念书九年？喋喋不休之中，“希望工程”告诉了我们中国教育的一个更准确定义：中国教育是振兴中华民族爱心的慈善事业而非奠定富国强民基础的国家强制义务。
但是，中国人素质太低，六万亿宁可储蓄也不肯多捐出来点，各级政府部门财政又很困难，办公用车还没有普及到科级甚至处级干部，在酒宴上很多公务员只顾喝酒而无暇顾及温饱问题。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运动不能就此罢兵。
当教委改编成教育部后，发挥创造性思维，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向信息产业部看齐，要把教育部办成教育产业部，除了面向城市，更面向广大的农村，深谙可怜天下父母心，要榨取百姓手中最后一块铜板。据教育部组织的权威调查和论证认为：十二亿中国人口有六万亿存款，人均五千，可以进行教育高消费。
于是所有大学收费逐年上涨，并且城乡子弟同一标准，中国人均存款五千，农民伯伯也是中国人？于是可怜的农村学子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成了教育部的牺牲品，他们对未来的梦想和追求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除非你愿意用感激的泪水换取这无耻社会的一点施舍，在这富人或权势的社会中找到一丝生存的夹缝。也许，中国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只能寄托在那些能上得起大学、能上得起名牌大学的权钱子弟中，毕竟那些穷孩子才智水平再高也高不过用钱垒起的越来越高的门槛。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理论被新的革命实践作了最好的诠释。
改革开放，麦当劳的汉堡包流行中华，一些狗屁经济学家在夹生地吃完“西方经济学汉堡包”后，也开始抹嘴放屁。这些狗屁经济学家说，发大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按照这些狗屁经济学家对的西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把钱从一个人的腰包里掏到另一个人的腰包里就能创造GNP（国民生产总值）流量，并进一步认定实现这个资金流动的过程（包括骗钱和圈钱）一定涉及某种服务，教育在经济建设中心也大有文章可做吗。
于是就要把教育变成一种有偿服务，据说还能拉动内需，估计以后也会美其名曰加强“第三产业”建设，教育部可以正式翻牌成为教育产业部了。有了这些狗屁经济学家的鼓噪，中国的教育问题好象突然一夜之间有了解决的办法，既然这个慈善事业还能谋利，自然博得大家青睐。于是大小官员们似乎都重视教育了，重视的结果就是连大学生也开始失学了，而且逐渐普遍化，自然假文凭猖獗、高考舞弊不断和黑幕重重见怪不怪了。
既然教育是一种消费产业，难道那些狗屁经济学家忘了提一下西方经济学消费所涉及的市场理论基础吗？市场存在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而货币（钱）在这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市场的一切不良行为也都会在这个纯洁圣地出现，既然教育或者说受教育的公平权利都可以用钱来买卖的话，那么离卖国也就不远了，卖教育就是卖国家的未来和根基。
看过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的人都知道，19世纪初的日本政府就能够有远见地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争赔款二亿两白银全部投入在国民教育上，使卖身给富人家当小佣人的童年阿信也可以去上学，而且是政府出钱强制她去读书。
再看看百年之后的中国，大批孩子们失学：我们与日本差距仅仅是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数字上的差距吗？10年以后即使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超过日本，竞争力就一定会比日本强吗？1945年日本战败却仍能迅速从废墟上崛起并再列西方列强之位，中国能行吗？我不想它是一个否定的答案。
想到高考，我总有些后怕，如果当年没考上大学，今天的我很可能还在贫穷的老家放羊呢，也可能背着“盲流”的名声在城市里卖菜，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喝白菜汤，甚至被抓到郊区的某个地方筛沙子??筛啊筛，只管饭，不给钱。那日子一定很苦，与我现在的生活相比??尽管除了有一些书，现在的我也是别无长物。所以，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我一直关注着像我一样的农家子弟和他们的高考。以我的经历类推，总觉得考不上大学对每一个农家子弟都是可怕的。
然而，我发现还有比考不上大学更可怕的事，那就是考上了却上不起。十七年前，当我走进大学的校园时，身上只有父亲卖了一头猪换来的100元钱，然而足够了。没有人向我要学费，就交几本书的钱。那时侯，只要考上了，余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学费已经涨到了5000元以上，如果再加上生活费，就可能上万了，4年大学下来，就得4万。这完全可以把绝大多数的农民兄弟惊得目瞪口呆。据统计，他们辛苦一年，人均收入也才只有2210元（1999年）。
所以，农民收入之低与教育收费之高，是明摆着的极端尖锐的矛盾。所以随着教育收费越来越高，就有越来越多农家的孩子上不起大学，越来越多的孩子拿着录取通知书而愁眉不展。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提名，本是可以与洞房花烛夜相提并论的人生乐事。可是，今天有多少农家和他们金榜提名的孩子欲哭无泪呢？对他们而言，上大学成了人间一大难事。
我总觉得，考不上大学，是个人的原因。考上了上不起，就是社会的原因了。
（三）
这个暑期学校够紧张的。今年的招生规模又扩大了许多，一届达到3000多人，相当于十年前四届学生的总和。为了有足够的教室和宿舍，后勤部门日以继夜地工作，施工工地昼夜灯火通明，连校内的大小餐馆、超市、小卖部都翻修一新。好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教育拉动消费了。新生的学费是每人每年5000元，杂费1900，再加上十个月生活费4000元，每个学生将在校园里每年消费11900元。这6900元学杂费中，一部分将成为教师的讲课费和奖金，一部分将成为学校基建费和设备添置费。教师的收入会转化成住房、计算机、冰箱、彩电和其它各种消费品，可以使教师请得起保姆，基建费将拉动建材、建筑、装修行业，设备费将拉动计算机、音响、投影仪等行业，而且还有乘数效应。北京的院校多，今年的新生总量估计可能怎么也得有30万左右吧，每人1万，就是30亿。这30亿购买力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可以使北京高校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可以使北京的房地产进一步升值，可以使北京的各种打工机会增加，使北京的GDP增长。
然而，从学生家长的角度看，教育拉动消费就显得有点费解。就因为儿子考上了大学，想添家具不敢添了，想买衣服不敢买了，想吃鱼不敢吃了，想去旅游不敢去了，想看病不敢看了，甚至上街都不敢了。也就是说，高校校园里消费的增加是以学生家庭的购买力萎缩为代价的。不错，北京的市场兴旺了，高校教师家庭喜气洋洋了，但这可能是以外地的市场萧条，学生家庭的节衣缩食为代价的，有时候一个学生上学还会牵连多个家庭购买力下降：今年不少学生是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来上学的。也就是说，在许多学生家长看来，教育恰恰不是拉动了消费，而是严重地限制了消费。
从经济学家的宏观角度来看，此地减少的消费在彼地得以实现，教育既没有拉动消费，也没有限制消费，而只是实现了消费转移。但再仔细分析的话，教育甚至有可能限制了消费。道理很简单，学生家庭限制的消费往往是必需性消费，而学校教师增加的购买力却有一部分会转为银行储蓄，从而实际上使社会总购买力下降。
怎么会是这样呢？有的朋友会大叫起来。恐怕是这样的。需求不足实际上是相对需求不足，是有购买力的需要不足。当前城市的彩电大战硝烟正浓，29寸彩电价格落到了2000元以下，是不是彩电真的多到了没有人要的地步呢？并不是。中国13亿人口，起码还有半数以上没有彩电，甚至连黑白电视都没有，因为他们买不起。有人可能会觉得2000元的价格已经够低了，但是对于一年到头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单靠几亩薄地的农民来说，对于下岗多时，衣食无着的工人来说，这笔开销是要以一年不吃饭为代价的。说到底，需求不足的实质是两极分化。八十年代中后期时，由于财富分配相对比较平均，左邻右舍差距拉得不大，所以一家买电视，家家都可以买电视，一家买冰箱，家家都可以买冰箱，形成了所谓排浪式消费。那时，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需求不够，消费不旺，只知道全国各地一下子涌现出上百条彩电生产线、冰箱生产线，而且每条生产线的出口都等着装货的卡车，每个厂商的利润都丰厚得不知道怎么花，于是给工人发奖金，发实物，建住房。虽然物价不断上涨，但工资上涨得更快，所以人们总体感觉是日子越来越好。但是随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物价越来越低，大部分厂商倒闭了，或被兼并了。这样，一方面是利润集中到少数的市场赢家手中，这些赢家越来越富，另一方面是大量工人下岗，日子越来越艰难。不仅如此，大量下岗工人的存在使在岗工人的工资无法提高。过去要靠发奖金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今天只需要用下岗威胁就可以让工人卖命：“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从老板的角度看，这无疑使工资成本降低，产品竞争力增强。但这样轮番压低工资却使社会购买力日益缩小，市场越来越窄，逼得老板不断降价，老板的日子也不见得就好多少。总的来看，这一轮轮地降低工资，降低物价，最后形成的是全国范围的赢家通吃，两极分化。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通货紧缩。
雪上加霜的是，教育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每一项都使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些改革实际上是撕毁了国家和劳动者之间一张几十年不成文的契约，这张契约的实质内容是劳动者拿低工资，国家提供从住房、教育、医疗到各项保险的全面福利。现在低工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但福利却停掉了。教育体制改革使财富向教育界的各层精英流动，名牌大学、名牌中学的学费狂涨，普通大学、普通中学也跟着搭车；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财富向医疗界的各层精英流动，医院院长、主刀大夫、药房主任成了腰缠万贯的新贵，而普通人却遇到了“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选择；而住房体制改革使普通老百姓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花为乌有，还背上一身债务。在这几大项开支重压下，消费怎么能启动？内需怎么能扩大？
任何能够真正启动内需的措施，必然同时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相应地，象大学收费越来越高的所谓教育体制改革，只能是扩大贫富差距，因此也只能进一步缩小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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