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对社会的警示：警惕不法分子对青少年的毒害

　　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来建华介绍，高考结束前，公安机关相继破获兜售高考作弊器材或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传递高考答案的案件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收缴窃听、窃照、无线语音发射装置683套。

　　在贵州六盘水高科技高考舞弊案和忻州高考舞弊案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犯罪团伙和不法分子隐秘而活跃的身影。忻州警方的审讯查明：早在今年2月份，4名大同大学体育系学生就已经集资购买了6台发射器、25台接收器，准备在高考开考后向购买者发送考试答案，已有20人购买了整套设备或接收显示器。而贵州六盘水高科技高考舞弊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某，也是早在今年四五月就已经和犯罪团伙接上了头。

　　对于历次高考舞弊的涉案人员，相关部门都进行了一定处理，有的还受到了法律制裁。广东省电白县原教育局局长陈建明2001年因高考舞弊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虽然陈建明并没有被送到其户籍所在地依法监管，逍遥法外长达8年之久，但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2009年5月19日通报称，5月 16日下午2时许，民警在电白县岭门镇某果园里终于将陈建明抓获。松原市前任招生办主任李文秀于今年4月份因保送生涉及官员子女被停职。乾安县此前一位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因为高考招生问题被停职，一位副局长被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山西高考高科技作弊案主犯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虽有利剑高悬，仍有不法分子敢于昧着良心，前赴后继地从事犯罪勾当，诱骗涉世不深的考生和善良的家长、老师落入圈套。今年这三起高考舞弊事件发生以来，广大家长和人民教师纷纷对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不法分子予以强烈的抨击。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考舞弊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存在和纠结——家长望子成龙的利益期待，作弊者不劳而获的利益妄想，老师因评价机制而产生的利益，以及不法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各种既得利益交织，必然使得高考舞弊日趋严重。”

　　谈及高考舞弊屡禁不止的原因，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监管不力，在技术方面则表现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有利益，而很多与利益相关的制度都有问题，再加上法律失灵，所以当可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对他的惩处时，就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程方平说。

　　根除舞弊，还社会一片洁净的天空

　　程方平、熊丙奇都认为，高考舞弊最直接的危害是对公平的践踏，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就破坏了教育的成果。当家长、老师、政府官员和领导都参与到作弊中，整个诚信体系就受到了致命挑战。而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培养，如果在教育中公然允许舞弊成为获取成绩的正当手段，那势必冲击道德、法律体系。

　　一位退休中学校长义愤填膺地说：“高考就是一把社会公平的标尺，它决定所有人在起点上的公平。那些舞弊的人危害的不仅是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考生的正当利益，葬送的不仅是当地的社会形象，更重要的是对首次正式接触社会的考生影响最大、最坏，给他们上了一堂非常恶劣的社会课。对目前正在学校拼搏苦读的学生也是一场十分深切的伤害，会集中地把我们社会中丑陋的东西推到他们的眼前，击溃我们十几年学校教育的成果，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树立一个恶魔般的‘榜样’。”

　　自松原舞弊案暴露以来，的确有许多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位考生在6月8日结束考试之后悲愤难抑,在网络上留言：“这场考试让我对这个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真的很无奈，真的很想哭。”

　　在对松原高考舞弊案件的拷问中，许多家长都认为，要彻底解决高考舞弊行为，应当尽快推出《考试法》，从法律上对高考舞弊的相关行为进行界定，同时大胆改革高考制度，完善高考形式。教育部考试中心一位负责人就曾表示，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考试方面的法规尚不健全，对作弊人员的处理手段还缺少法律依据。比如，有些人进入考场窃取试题向外输送。对这些人员的处置，我们却缺乏法律依据。

　　熊丙奇还提出了他认为最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两条办法：一是建立包含家长委员会的考委会。监督考试，家长的作用很重大，这是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二是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探索，具体而言，就是招生名额不是按省划拨，而是按地市分配，这就真正避免了以升学率为标准进行的考评，因为各地招生指标不同，学生的录取情况也就没有可比性了。现在，地市之间的比拼就在升学率，如此一来，政绩因素取消了，也就改变了地方政府对考试舞弊的纵容。“当然最根本的改变，还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如果不是一考定终身，作弊的基础也就减少了。”熊丙奇说。

　　程方平还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制度建设。他直言道：“只要考试制度存在，就会有舞弊事件发生。”他同时认为，只要社会文化制度建设力度够，希望通过这种非法手段取得收获的人就会放弃这种妄想。程方平还提到了北京一所学校在学生中推行免监考试的意义，他说，法治的作用是刚性的，更多的力量应该来自比如诚信的自觉建立这种软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