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

　　“如果要我退回到一年之前，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做的。”燕兆时说他能看明白自己的决心，却看不明白一些事情。

　　他和学校的义工、老师都不太愿意和亲戚朋友谈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因为别人总是问：不赚钱做这事干吗啊？

　　这时，燕兆时和几位同事的自我评价往往会与周围人一致：一群理想主义者。

　　“他们说接手这所学校是不靠谱的事，这么多孩子是你们能解决得了的吗？但有什么不靠谱的？如果有2000人帮助200多个孩子，不就解决了？”

　　在他看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了，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一年才支出120元，这件事情并不难啊。

　　当校长一年多，燕兆时清楚地记得很多学生的故事。

　　今年年初，他发现有些孩子中午吃零食，多少有些反感，觉得不应该花这些冤枉钱。

　　“不贵呀，一包干脆面才4毛多，就算吃两包也不到一块钱。”听了这位学生母亲的话，燕兆时的思维断电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前些日子，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丢了五毛钱，燕兆时答应给她五毛钱，但兜里没零钱，就跟她说明天给。

　　“第二天忘记了，第三天，她找到我，低声说：老师，你说过给我5毛钱的。”燕兆时立刻掏钱，还是没有五毛，给她1元钱。

　　又过了一天，女孩在院子里找到燕兆时：“老师，还给你5毛钱。”

　　张计鹏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0CEF)做了五年的兼职义工，今年3月，他因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图书资助申请走访过学校。

　　他发现，本该上六年级的谢希慧，却在上三年级。因为母亲病故，父亲离家，她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失学三年后，志愿者通过走访重新把她纳入学校，一切费用全免。

　　“真正深入一件事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只看表面，才会觉得事情很简单。”燕兆时说，“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去执着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小到可能不能再小了。希望全社会能理解，不是理解我，而是理解这件事。”

　　在这所学校里，一些悲情的东西确实很吸引人，但燕兆时总是欲言又止。他不想展示这些，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燕兆时一直有个想法，一定要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或死———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或者看着学校倒闭。

　　“我不会在看到它生死之前去逃避的。但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这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燕兆时顿了顿，手指在桌子上狠狠敲了几下，“就像是我得了癌症马上要死了，你说怎么办？你不想死不也得死啊？”

　　(记者 任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