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南墙命运背后的时代更迭

　　2001年4月13日，北大校方的一纸公告宣告了北大南街时代的终结。虽然公告的原文今天我们已不得见，但其传递出的信息至今在很多当年南街老商户心里仍然印象深刻：根据国务院、国家教委、北京市政府中关村园区管委会、海淀区的指示精神，对北大周边环境进行整治，3天后搬出。此时距北大南墙推倒已有8年之遥。

　　北大发展规划部相关人士曾这样解读重建南墙的初衷：当年推倒南墙办商业街引发高校效仿，意外地出现很多违章建筑，北京市下决心要集中整治。2001年四环路开通后，道路两侧都要后退50米作为城市绿地，北大南街不得不拆。从北大自身看，南墙商业街邻近学生宿舍区，小店铺集中，外来人口多，影响校园的安全和环境。

　　一推一建中，北大南墙及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如果说当年北大推倒南墙有很浓重的思想解放意味，那么2001年北大南墙的重建，则更多是基于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独立行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本世纪初，包括北大在内的很多高校经历了一个校办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切均肇始于高等教育向市场经济的融入。

　　北大南墙推倒后，经历了一个从凌乱无序到异常繁荣的阶段。最繁盛的时候，曾是中关村重要的物流中心，各种商品交易不断。而南墙推到8年后的2001年，北大校办企业科技产业的收入就达到120亿元，是排名第二的清华大学的近2倍，而当年全国的数字不过300多亿元，全国高校校办企业所有产业收入加在一起也只有483亿元。

　　而此前的千禧年，经过10余年发展的北大校办产业，就已经巩固了其在我国高校企业中的强势地位：北大方正的汉字排版系统控制八成国内外市场份额;北大未名集团下属的科兴生物技术公司，其基因工程干扰素占国内六成市场;北大旗下共有7家公司在内地及香港上市。当年，北大校办企业向学校上交现金5000多万元，其中还不包括研究经费在内，而当年国家正常拨付的办学经费只有1.2亿元。

　　当年5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在与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对话时曾这样谈及北大南墙：“南墙有商业的用途，有历史的原因。拆除南墙时学校经费很少，所以要造一点楼，给人家做生意，赚钱。现在北大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产业，做得非常好。北大南门从北京的规划来讲，造新房子不太有利，而且对我们的宿舍区不是非常有利，所以我们同意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把那地方重新移掉，把校园弄得更美丽。这样，在校园外面发展产业，学校里更重视教育、科研。”

　　2002年的一场大雪过后，北京气温明显回暖。阳春三月的一个周末，海淀路上行人寥寥，北大南门外一堵高约两米的新砌水泥墙主体已经完工，七八个建筑工人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不时高声说笑着。当年的11月19日，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两家公司共同发起创建的博雅文博馆亮相北大南街，今后将在这里开展中国陶瓷文化研究，并进行相关培训。“这是南街上第一家企业，也是最后一家。因为一楼的其他门面房都属于学校行政办公用房。”作为过往北大南墙推倒和重建的具体执行者，北大资源集团董事长巩运明这样定义着北大南街这家企业的地位。

　　北大的每一次发展、进步、变革，似乎都刻上了太多的时代烙印，又有着太过强烈的风向标意味，校方往往始料未及。2001年重建南墙时，面对社会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时任北京大学主管校办产业副校长的陈章良曾对媒体表示：“南墙一拆一建的轮回，不是封闭和终止，而是预示着更高层次的开放和发展。”

　　陈章良当年这番表述的背后，是全国高校经历与市场结合、与产业互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根据2001年的一项统计数据，80%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以及大部分省市都与高校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合作开发或转让成果20多万项。仅2001年，高校就创办科技企业1993个，控股与参股上市公司38家，销售收入452.26亿元，实现利润31.88亿元，创造就业岗位23万个，企业开发生产重点新产品1754个;高校在科技攻关、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方面与行业部门合作，积极转化科技成果，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

　　2001年北大作出重建南墙决定时，马树孚已经离开北大两年。南墙的命运变迁对于他，更像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从稚嫩到成长、成熟，循着自己的生命轨迹，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南墙重新围合也比较自然，毕竟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什么都在改变，南墙商业街也完成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使命。”在马树孚心中，北大南墙的兴衰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将学校办学面向社会、面向产学研结合的原则向前推进了一步，当年利用周边资源条件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也确实为后来如北大方正等校办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