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更微妙的变化是语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说的山东话“没以前溜了”。尽管他感觉还是“说老家话亲切点儿”，但一听到别人说普通话，自己的普通话也就“被带出来了”。他妈妈发现，孩子在老家“说普通话比说老家话多”。

　　“一听到我说普通话，大家就笑。”他告诉我，有时候也感觉会说普通话的自己是“半个北京人”了。

　　对老家人的这种笑，俊琪妈妈深有体会。“你到北京也就是打个工，也没当官，也没发财，还出洋相了你，不说家乡话……人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要是你混好了还行……”她偷偷告诉我，她还没出来打工时，也曾在心里这样嘲讽从外地回来的老乡。

　　与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他们老家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几乎只剩下老人。这些年轻人离家后渐渐都把普通话说习惯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着点，别把外头的话带出来了”。

　　高俊琪似乎还读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们自己不会说吧，觉得有趣。”他这样猜测。

　　与上了年纪的人不同，小他两岁的堂弟一直想学好普通话。春节时，他常常让高俊琪跟他用普通话对话。

　　“还是出来了好。”与堂弟的生活相比，高俊琪这样想，“毕竟我知道了北京的习俗和文化，懂的东西比他多多了。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

　　可如果时间退回一年多前，高俊琪大概没有这么肯定。

　　回老家念书的想法彻底受挫后，他在心里“难受了好一会儿”，却很少对别人说起。他当时的班主任项阳记得，高俊琪每天来到学校都“笑呵呵的”，看不出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只有那么一次，他无意中与高俊琪聊起了学业前途，感觉这个学生“脸上突然有了异样的表情”，“似乎在惋惜自己”。

　　大约从初二下学期开始，班里越来越多同学退学去打工，或因行为问题而被学校开除。在咸宁侯村里，与高俊琪上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还有4个男孩，到了初二，其中3个“混帮派的”都陆续离开了学校。

　　到了这个学年的末尾，班里只剩大约一半的学生，同一年级的两个班最终在初三时合并为一个26人的班。散漫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每回上课，听讲的不到一半人。

　　进入初三，高俊琪开始担任校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任班长。对自己的前途，他渐渐有了新的打算。他希望毕业后去职业高中继续读书，以后再一步步通过自考或成人高考获得学历。

　　有一阵子，他也考虑过体育学校。“他说过想去上体校，咱上得起吗？”他妈妈这样对我说。上体校据说“一年得花好几万块”，这样的开销对她是天文数字。平日儿子打篮球，一个多月就要穿破一双20多元的布鞋，她已经有点儿心疼，不时唠叨几句。

　　在北京打工这些年，高俊琪的妈妈换过好几份工作，却都没离开过保洁这个行业，爸爸则一直跟搬运、卸货打交道。眼下，夫妻俩每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