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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外来进城务工人员也是纳税人,他们的子女也应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资源不应该是有钱人或者优秀的人的子女才能够享受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教育资源,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现在北京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很多学校发展前景令人堪忧,您认为这些学校发展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志强:打工子弟学校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政府的资助。没有很好的校舍,没有资金去招优秀的老师,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城市在扩张的时候,在拆迁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学校的利益。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孩子离开了学校,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连续的教育。所以拆迁也是对打工子弟学校的一种伤害。第三,整个社会不太认可打工子弟学校,因为它基本上没有通过相关部门的经营许可。很多人都打工子弟学校是是非法办学。 以上几个因素使得打工子弟学校处在非常非常艰难的处境。他们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孩子的家长,也就是收取孩子一年的学费。学费收过来以后,要为学校的校舍出房租,还要聘请老师,给老师发工资。作为校长,个人的投资也想收回来;还有课桌椅、板凳、水电费等。所有的开支政府都没有进行资助,民间的资助又是有限,而且政府也没有鼓励民间的资本进入打工子弟学校。所以就造成打工子弟学校从1993年到现在,在将近20个年头里,发展一直很困难。坦率地说,目前的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处在一个生存非常艰难的环境中。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发展得非常艰难,但是也有的发展得非常不错。像朝阳区百年实验学校,就发展得不错,也有塑胶跑道,场地也很大。那这所学校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张志强:我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影响其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创办人的教学理念。通过我们对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发现,在真正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当中,校长们也好,创办人也好,他们80%以上在做这个事情之前是跟教育没有关系的。北京市朝阳区百年学校,陈校长个人投资很多。他当年的投资是200多万,而且他的教育理念非常先进。陈校长认为,作为一个人,生下来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接受教育,而且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应该政府应该关注的。百年实验学校前期投资很大,规模很大,教学质量也很好。 对于任何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前期的投入。因为教育投入不能像其他的商业投入那样很快的就收回成本,教育投入是对一代人的投入,最后的贡献是奉献了社会,所以我认为教育投入应该由国家、社会来买单。第二,校长本人是不是重视教育,是不是关心孩子的教育。第三,校长对所有招来的孩子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以教育为主,以学习为主。最后一点,学校的的校舍问题。朝阳区百年实验学校的校舍非常大,他当时签的协议是很长的,而且这个协议是经过公正的。这样大投入的学校,即使在拆迁过程当中也是很不容易被拆的,所以他是整个朝阳区中所有拆迁学校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学校,一是因为他的地方太大。另外也考虑他的教学质量,以及整个学校的环境。政府也把它作为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样板学校。当然,北京市像这样的学校是很少很少了,其他学校要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就要花大力气投入。花大力气投入,校长本人可能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们政府应该鼓励民间资本为学校做一些资助。
主持人:在北京基础教育的学校中,即使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跟城市公立学校相比,它的教育资源还是相对落后的,无论是在师资还是教学设施方面,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更不用说被取缔边缘的打工子弟学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我们一直在提的目标,均衡发展要考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校际差距,那么在校际差距中,我想我们过多关注的是公立学校的差距,而很少考虑到打工子弟学校。关于教育资源不平衡,尤其是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资源的匮乏,这点您怎么看? 张志强:据不完全了解,北京市有接近2000万人口,流动人口大概有800万,流动人口子女在北京读书的大概有40多万。据政府报告指出,在北京公立学校读书的流动儿童大概是17万。这么算下来,有20多万的孩子在北京市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要达到一个公平义务的教育,我认为,应该从中央财政拨款。北京毕竟是首都,是文化中心。应该把打工子弟学校纳入到财政计划中。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要得到资助。我们曾经也提过建议,就是希望政府在资助过程当中,对打工子弟学校先进行整合。例如一个村子里有4所打工子弟学校,这就非常奇怪。而且这4所打工子弟学校都有办学许可证。这导致了什么呢?资源竞争。资源竞争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竞争。任何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都是靠生源,一个村子里其实是不需要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这样情况下,可以对4所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整合,整合成一所,然后扶持,再到资助。而不是说对北京市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去资助,我们也考虑到中央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困难。要政府一步到位地资助打工子弟学校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北京市应该做出一个规划,到底有多少打工子弟学校才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整合以后,然后扶植一批进行资助。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任何拆迁的时候都要确保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不被拆迁,不管打工子弟学校所租赁的校舍是简易房也好,工厂也好,四合院也好,还是自己修建的也好。我们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民办教育,确保他们的资金投入以后,至少保证30年至50年期间不被政府拆迁。即使政府在规划的时候也不要规划这片土地,至少要让这个学校保留下来。民营资本的投入,有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回成本。 当然教育是一个不同的社会投资,教育不像商业,我们所做的教育是为了整个这一代人后来对社会有所奉献。如果我们对农民工子女这一代人没有教育好,他们将来就将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如果这些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没有接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便没有办法上高中,更没有办法上大学,等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一定会对社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全国大概有2000多万的流动人口,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所以我一直建议不管是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一定要关注这些流动儿童,并且给他们最基本的义务教育,甚至一个高质量的教育。 主持人:我想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国的教育资源不均衡。您说你曾提过很多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了吗? 张志强:我们在两会前,通过公共渠道向中央政府、北京市政府提交了这些建议,但是一次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 当然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可能会想到,如果打工子弟学校开放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洼地效应。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涌入北京。我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从上海的经验来讲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认为,流动人口选择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孩子的教育并不是第一个决定因素。很多父母都是在一个城市生存下来后,才考虑到孩子的受教育问题,才把孩子带过来,送到城市的学校读书。所以政府即使敞开大门资助他们,也不会使得全国人民的孩子都来到北京,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另外北京的教育资源的确是很丰富,就好比211工程高校;目前,北京市公办大学就有50多所,各种民办大学有20多所。北京可以说是北方严重的缺水城市,资源严重匮乏。中央财政在做投资、在做拨款、甚至在做宏观调控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多建一些学校,这样孩子就不会往城里跑了。我们现在整个政府的宏观调控,我认为,偏重于大城市建设,弱化了农村建设。所以大城市发展非常好,每个人都希望往最好的地方去,所以就导致这些流动人口都涌向城市。农村没有建,农村的校舍越来越差,越来越招不到好的老师。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来到大城市,哪怕花高价,也要让孩子接受城市的教育,因为城市的教育质量高。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所有的资金都投向城市。在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农村的教育跟城市相差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些孩子就跟着父母来到城市,希望接受一个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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