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的冲突还包括专业取向对科层体制的法规条例的反叛。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反映了两种人性观的对立，甚至可以说它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文化。科层取向的管理以法规为中心，表现出对人性的限制。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所有教职员工的工作（包括教师教什么、怎么教）都被各种守则、手册规定好了，他们的任务就是被动地接受、服从上级与法规条例的安排。专业取向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本身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强调人是学校管理的主体。任何法规条例都不应成为压制人的工具。

　　最后，专业取向所强调的“个人理性”对科层取向的“组织理性”提出了挑战。科层体制的“合理化”原则和“非个人取向”，强调组织内部一切行为均应“客观”和“理性化”。这里的“理性”，是指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的“组织的理性”，它要求教职员工的一切必须屈从于学校目标的要求。或更具体的，屈从于学校组织内层级节制的权威、命令、纪律及法规条例。教职员工面对强大的科层理性的压力，实际上不可能做任何自主的理性决定。专业取向则有着与科层取向完全不同的对理性的解释，认为只要个体所确定的目标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所选择的行为手段能够实现目标，就意味着这一个体行为受理性支配。专业取向强调学校组织应尊重教职工的“个人理性”，使他们能够自主地为自己确定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选择合适的手段。

　　学校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的对立看似教师与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两大群体的对立，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管理哲学、两种价值观，是学校管理中的人文思想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有学者对一所文理学院的研究结果指出，无论教师还是行政人员中都存在两种组织态度：四海为家型及地方型。前者是指那些对受雇组织的忠诚颇低，而对自己的专业角色、技术维持高度信守的人，他们更重视组织内的参照群体。一项研究表明，地方型的职员大多是自当地大学甚至就在本校毕业，缘分一到很快结婚；或者是年纪较大，已经在团体中待了很长的时间，并计划无限期留下来的那些人。这些人大多认同组织的目标，关注组织的发展和安全，认为权威的使用与法规的执行是维持组织正常运转的必要手段。但在专业精神方面，他们却大多乏善可陈。四海为家型的，职员较多地将自己与组织的其他成员隔离，醉心于自己的专业角色、技术，对组织内的其他事物往往心不在焉，对组织缺乏归属感。他们相信其他组织亦不乏良好的发展条件，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可能随时准备调离。

　　二、双重取向与冲突的调适

　　作为贯通整个学校管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或基本原则，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的冲突表现出比较强的对立性，多数研究结果证实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层级节制、法规条例、程序的明确度以及非个人化一起变化，分工与专门化、专门技术知能一直变化，而两个组群之间相互独立或负相关。这一结果使许多人相信，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校科层组织，一种被称为“科展取向的”学校科层组织，另一种被称为“专业取向的”学校科层组织。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学校管理的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美国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霍伊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专业取向与科展取向在科层组织内部可以同时并存。他们以学校系统科层化与专业化的程度作为两个维度，提出了一种学校科层体制类型理论，将学校科层体制划分为4类：韦伯型，两种取向并存、互补，接近韦伯所说的理想型；权威型，强调以层级节制为基础的权威，纪律与控制是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专业型，强调专业人员和位于科层组织中的控制者共同参与决策，教师在组织决策过程中拥有较大权力，特别是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享有较多的专业自主权；混沌型，科层化、专业化指标都很低，组织动作处于混乱、冲突之中。

　　用这种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现实中的学校组织多以权威型为主。在此学校中，教师的专业自主权与科层化程度呈明显负相关，无论教师或学生都较之专业型学校感受到较多的无权力感，学校内部的疏离与僵化同样严重。在为数较少的专业型学校中，决策由那些具有专门知能的人们来做，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做。校长通常具有较多的非权力性威望，他们不不太需要借助科层取向的强制性权威对下属进行控制，因而学校气氛相对比较民主、宽松，较少冲突，但这种情况的极端化也可能会损失效率。

　　韦伯型是学校组织中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互相融合的结果，所以被称之为“双重取向”，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学校管理模式。双重取向在学校管理的硬件方面基本上保留科层体制的学校组织结构，但相应增加了教师的参与管理和专业自主权，并通过系统的法规条例加以保证。在实行双重取向的学校，往往同时存在两个权力系统，区分而治。其一为行政的，另一为专业的。前一系统自校长、各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到普通的职工，由上至下实行层层控制；后一系统则由教师及其他专业人员组成自己的层级结构，如专业委员会或教师联合会等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这两个系统协同运作，共同实现对学校的管理。在组织文化方面，双重取向的学校表现出较强的人文特点和较少的机械性，教师与学校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比较平等，人们可以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法规对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引导而非限制作用。

　　事实上，现实中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只是处在某一种发展状态，或者科层化更多一些，或者专业化更多一些。可以推测，专业化与科层化的结合应该有一个最适当的水平，只有在这一水乎上的双重取向才有可能获得理想的管理效果。但是，具体在操作中如何处理好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是个难题。

　　总之，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似乎很难二者兼顾，但至少有—点可以肯定，即现实中的大多数学校必须尽可能改变单—的权威型模式，以缓解学校内部专业取向与科层取向的冲突，减少学校内部的疏离，将学校导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注释：

　　①William Foster，Paradigms and Promises: New Approaches toEducational Administraion, Prometheus Books, 1986, pp. 121 - 122．

　　②转引自Paula Silver著，黄昆辉主译：《教育行政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印行，第132页、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