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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层，年轻公务员升职究竟有多难？河北某地级市机关副局长梁文再清楚不过。去年，他下乡到基层，正巧碰上一个副镇长被调往县里的开发区工作，不过是升半个职级的事情，这个副镇长却在他面前“高兴到语无伦次”。

　　“基层晋升通道堵塞的情况，太严重了。”正县级干部梁文举了个例子，局长退了，上面很有可能直接调一个来，那么副局长就上不去。副局长上不去，科长也上不去。“你看看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少从本地升上来，这不能说明问题吗？”

　　江星的爸爸最近“活动失败”了，江星还得留在计生办。这个昔日的“三好学生”跟自己的女友慨叹：“原来进了基层，真的很难再出去啊。”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对“仕途”并不是太在意。让她难过的，是基层让年轻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晋升通道，也没有足够的福利补贴。

　　目前，她和江星两人的月工资，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时碰上亲戚朋友办喜事，几百元的随礼多送几次，“剩的工资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常月很无奈，如今的工资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这点钱，我俩怎么结婚，怎么买房呢？”常月不时冒出这样的困惑。

　　别看在基层党政办工作，常月自称“压力绝对不小”。上对县里，下对村书记和老百姓，干得最多风险也最大，“一出问题纪委马上过来查我们”。很多个晚上，她和镇政府其他几个年轻公务员聊起来，大家都有着类似的迷惘。“没人知道，我们用这1000多元的工资，什么时候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还想读在职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这个。两人的深夜通话内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资。“钱钱钱，全是钱。不敢说这个，一说就要冷场。”常月说。

　　作为男生，江星坦言“压力更大”。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拜托同学给他下载论文、找资料，一逮着空，就开始做当地文化节的方案，反反复复地修改。“假如，我是说假如某一天，县委组织部能看到，我会不会就有晋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试探性地问。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情。”曾莹说，基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还有严格的排队晋升制度，很容易让年轻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热情”。

　　曾莹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贵州女孩最忙的时候，被领导塞了团委、人事、档案等9类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难了，能应付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领导一来电，她握着电话的手就发抖。

　　也是那段时间，她下定决心“逃离基层”。她和50多个乡镇公务员报名参加了县里的遴选考试，“基本符合报名条件的都参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时，她也终于等到一个成为组织委员或宣传干部的机会，这意味着她离党委委员“不远了”。不过，“也只是不远了”。没有犹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绝了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机会。

　　“一个县上千名公务员，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

　　基层晋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狭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县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务员，他们大多在乡镇工作，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而国家机关里的研究生，一个处级单位就三四个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处级。基层的晋升机会少，可见一斑。”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中国700多万名公务员，大部分在基层工作。基层公务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其晋升通道却十分狭窄。

　　“有点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公务员晋升的过程，往往会引起很多冲突和矛盾。”他说。

　　汪玉凯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有一定职级的公务员，在晋升失败后，会不到退休年龄就离岗回家，导致大量年富力强的公务员闲置在家。更有甚者，为了职务晋升，在基层大搞“买官卖官”等行为。

　　类似的事情多了，曾莹发现，乡镇政府里的年轻人“积极性会一点点变低”。久而久之，基层只会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老的，退居二线不干了；还有一种就是准备离开和正在观望的年轻人。

　　“要真是如此，基层公务员就怕要完全断层了。基层的工作，怎么可能顺利开展？”她说。

　　（本文所有受访公务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