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

　　最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讨论

　　1980年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确实听到过华东师范大学不培养作家这个说法。很奇怪的是，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在致新生欢迎词的时候，讲的例子全部是他跟作家的交往。这是比较矛盾的。他讲自己是老舍先生的学生以及跟老舍的交往，后来又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培养出的一些作家。后来在历次活动中，他们总是请一些作家去参加。他们系最有名的教授之一，是写《梅雨之夕》的施蛰存先生，学生们把他看得很高，因为他讲起课来确实跟别的先生不一样。这就在无形当中使得学生对文学创作保持了一种浓厚兴趣。这个学校的中文系后来还是出了不少作家，比如格非等。

　　我觉得作家在大学的作用，还是跟学生的思想交流，以及就这些作家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跟老师交流的例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格非在学校有一间单独的寝室324房间—— 一个著名的房间。在那个房间里面，很多作家经常出现。当时我跟格非交往比较多，作家张柠后来也参加了每晚的恳谈会。余华、苏童也经常去。当时我还是学生，经常听他们谈小说。这个谈论真是涉及写作各个方面的所有细节。当时我看到他们的手稿，包括作家马原一些小说的手稿，余华的《活着》的手稿。当你有幸看到从一个正在修改的手稿到发表成为作品，直至成为文学史上名篇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对写作的神秘感就会消失，你会用一种专业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也会对自己提出专业性的要求。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余华拿着《活着》手稿给人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部作品太差了。余华怎么可能写出如此传统的作品呢？我当时发言，说跟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比起来，还有距离。当时，所有人不知道怎么看作品。再如苏童的《妻妾成群》，怎么判断这部作品，编辑也好，批评家也好，作者也好，同行之间的评价，都千差万别。马原说《妻妾成群》反映了这代作家的写实功力，表明他们也可以写传统小说，这部小说要成大名的，因为它写出了所有男人的梦想。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颂莲，为什么要跳井，有没有隐喻，当时都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的过程没有人去讲，大家也不好意思讲。我相信这种争论，无论是对余华本人，还是对苏童本人，包括对马原，我觉得对他们的写作都是有益的。马原后来宣称小说死了，但还是坚持不断写长篇小说，这跟当时的文学气氛、文学教育和埋在心中的文学种子是有关系的。

　　《人民文学》副总编辑邱华栋

　　打开自己思维把写作当长跑

　　北京师范大学把文学创作作为新的教学方向引进来，是领风气之先。美国办了多年的创意写作教育，就很有成效。

　　这个方向首批10名同学有一个优势，不光是外面找来的几位导师中有评论家，有作家，有诗人，就是本校的，也有诗歌评论家、文学批评家，还有研究科幻小说的吴岩，进行影视创作的梁振华。文学创作是非常开阔的，不要局限于我们这些做导师的已经形成的写作经验，学生要脱离我们的经验，了解现在这个世界上跟文学创作有关的还有什么。写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好是写出文学史上没有的东西。学生可以打开自己的思维。

　　写作是自己的事。从文学史上观察，40岁到60岁之间是一个作家一辈子中写出代表作的时间，80%都是这个阶段。写作是一次长跑，但是，20多岁就应该显露才华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起码已经写了三个长篇小说，一堆中短篇小说，但不成功，可我每天可以写几十首诗。是的，起码我在写，我在训练。尽管有老师跟学生交流，但最终还是要靠学生自己慢慢写，寻找自己的方向。

　　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的作家和学者也可以融为一体。如李敬泽当年就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集。前段时间，有一个意大利汉学家还把它翻译成了意大利文。当代的西方大家，好多既是哲学家，又是小说家。这些都不冲突。学生最终要做到左右手都能写，一边可搞创作，一边可搞研究。时代已经变化了，新一代作家要变成通才、全才，当然，在某个方向上可能要突出一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教授张柠

　　一百个作家就是一百个世界

　　文学创作是一生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自由心性发挥出来。在创作课教学过程中，我发现现在上课用的爱荷华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写作培训中心的方法不适合我们的学员。他们跟美国写作中心的学员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我们这些学员自由的心性被从中学、高中到大学的应试教育给锁住了，如果我们把目标设定为教他们技术，就会发现越这样教，他们的小说就写得越死。所以我们要打开他们被禁锢的的心灵，因为自由的心灵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起点。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是可以的，但要中国化，把上天赋予中国孩子的自由想象和写作才华召唤回来。也希望学习创作的学生明白，对于自己的创作，你们也不要老是说这个老师这样讲，那个老师那样讲，这个没关系，因为每个老师都有一种说法，最后要归结到你自己这儿来。作为一个作家成长必须经历的，这些都是你的东西，而不是任何一个老师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世界，一百个作家就是一百个世界，任何人都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