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为学术立范：用治学三境界释读历史的功用

　　古史，究竟应该怎样重建？

　　李学勤总爱讲起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持续到抗战的一场“古史辨”大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责了‘疑古之过’。”也是在这场讨论中，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如今，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利用出土文献成为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王国维说他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大发现的时代’。”李学勤总是感恩，自己是被历史厚待的学人。

　　“和其他学科相比，像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研究有什么不一样？”记者问。

　　李守奎沉吟半晌，抛出两句话：“研究对象可遇不可求，研究方法既讲求科学证据，又得有人文理解。”片刻，又补上几句，“说白了，就是更寂寞，来不得一字虚空。进这一行，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这和赵平安口中的“有些事注定不热闹”不谋而合，“这需要极强的沉潜功夫，做学问首先要‘坐得住，不计较’。”

　　而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追索文明根系的功用究竟该如何体现？

　　“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李学勤至今感慨万千，“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讲课，看到一个布告栏上贴着很多大字报，讨论的就是历史有用没用的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历史无用论，一定是物质的‘用’，生产的‘用’吗？可是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还有精神。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确实是“不世出”。王国维曾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这一次，李学勤说：“就清华简的性质、年代、数量而言，堪称第三次。”

　　李学勤如此解释清华简的价值：“既有《尚书》这样的经类著作，也有《系年》一样的史书著作。同样重要的是，楚国不是当时文明的中心，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还存有这样的古书经典，它涉及的知识又是这样高深，并且看起来它的存在还相当普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充分说明我们的古代文明是多么发达。”

　　李学勤说：“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清华简的意义，我想也在于此。”

　　对历史强烈的敬畏，“水磨工夫做文章”的专注，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发挥到了极致。日久经年的伏案，几乎让每个人的职业病都比原来更重了些。

　　刚到清华，沈建华就赶着又去配了副眼镜。一查，没一个月，竟然从400度到了700度。“几乎天天盯着泡在水里的竹简看，再加上灯光反射，眼睛怎么能舒服。”她摆摆手，丝毫不以为意，“我原来还不近视呢，30年前跟着李先生释读马王堆帛书时，也是没一个月就涨到400度。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多最后都瞎了，可就是架不住喜欢，有点儿‘飞蛾扑火’的感觉。再往深里想，几千年前我们的文明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人如果不能挖掘出这段历史，是时代的失责。”

　　李守奎的肩周炎也是这两年得的，“每天趴在桌上看简、读简，肯定舒服不了。”可身体上的痛楚，他们从未放到心上。“坐得住不难，难的是每一天都在接触未知，任何一个人的储备量都难以企及。几乎每一刻都得边学边做。”治学“孜孜以求”的第二重境界，在清华简的研究中，也呼之欲出。

　　“实在太广博。经常有一篇拿出来，一段文句，一个字也不认识，像是古人随便撒了一把字模，又随便拢了拢，拢到了简上。”“很多字根本看不懂，看懂一个都高兴得不得了。”李学勤时常感叹“清华简比原来想象的更丰富”，“即将公布的第四辑，有一篇文献是有关数学史的，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算表，这就超出了很多人的研究领域”。而在研究中，类似于这样的认识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乎每一个人在已经“扬名立万”的年纪，仍要“多做一些功课”。

　　更多的时候，反复追寻、研究，以至无数次推倒重来。清华老馆二楼的那间大会议室，盛满了对历史真相无限接近、再接近的探求。而这种“兼收并蓄”的第三重境界，在李学勤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的字，我们读了很久，都没有读出来。直到有一天，李先生特别高兴地跟大家说，他觉得应该这样读，还写了文章来论证。后来在吃饭时，我无意中表示了些许疑虑，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你猜先生怎么做的？”说起这段往事，李守奎依然感慨良多：“先生说，‘有疑虑，就把我这篇释读从报告里撤下来。学问，来不得半点偏差’。”

　　“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有强烈的兴趣支撑。做学问不能有功利心，否则永远都体会不到那种发现后的喜悦。”李学勤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做的？在这条注定寂静一生的道路上，这样的叮嘱始终萦绕在团队每一个人的耳边、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