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今年6月26日，中组部宣布重庆大学原校长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前，一份以浙大校友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在网络广为流传，引发外界再次对中国大学校长的讨论，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又从哪里产生？

　　从2012年底开始，教育部分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校长，开启了校长选拔方式的新渠道。但毕竟海选只是凤毛麟角，目前中国大学校长仍多由上级任命。教育部(微博)直属的76所高校中，几乎一半正局级高校校长由教育部直接任命。而副部级高校则由教育部提出校长任命意见，由中组部任命。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今年更换的8位校长，全部为博士学历，4人为院士。其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3位从本校内部升迁。分析认为，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仍是校长选拔的条件之一。而长期的学校管理经验，已超越“人脉”、部委经验，成为校长选拔的又一因素。

　　1、“内部升迁”传统思维占主流

　　“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共制定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知识化”和“专业化”包含其中。我国的大学校长采用任命制，其遴选依据选拔党政干部的标准。约定俗成的选拔方式便是校长至少是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者一个研究型的学者。

　　其中，从本校内部选择熟悉学校情况的学术带头人更为常见，延续至今。如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校长董奇，是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人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学术成果众多，曾主持过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此前，董奇已任北师大副校长3年时间。

　　今年3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恩哥升任该校校长。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的他，此前已为中科院院士，并为多家全球知名高校的国际学术顾问。2009年起，相继在北大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正局级)、常务副校长。

　　董奇、王恩哥不过“冰山一角”，近年来，提拔学术权威执掌高校，已成惯例。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中，从本校内部上升的就有38人，其中包括34人由副校长升任校长。此外，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则由本校党委书记转任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校长李岩荣则由本校党委副书记升任校长。

　　而在上一届校长换届时(大约2008年)，共有44位校长从本校升任。而在2003年时，从本校内部升任校长的则高达52位。

　　“这反映出教育系统选择领导干部，仍非常注重经验的传承”，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分析。

　　近日。浙江大学校长更换时，有人称新任校长林建华“不熟悉浙大”，即是这一思维的反映。

　　2、官员“空降”数量日趋减少

　　现任教育部直属高校中，5位校长来自政府行政部门，其中，2位来自教育部，分别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和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这两人有极为相似的经历，即出任校长前，分别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玉良2009年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张尧学接替杨玉良操刀以上两个职务。

　　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成就了多位高校校长。在杨玉良和张尧学这一对新老交替前，先例已不断。比如2001年4月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周其凤，此后出任北大校长；接替周其凤的清华大学(招生办)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也在两年后出任浙大校长。

　　“教育部官员熟悉教育决策和宏观信息，他们出任校长后，往往更能领会和贯彻高层的教育理念”，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

　　而据另一位曾调任高校的教育部官员介绍，这种“空降”往往被内部称之为“交流”，“部委官员如果总在部委，不熟悉地方发展情况”，他表示，而有了一定的地方工作经验，反而能够帮助上层作出更实际的决策。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中，25位有教育部工作经历或兼职。

　　教育部也是校长的一个锻炼渠道，部分副校长等高校管理者通过在教育部一定时间的锻炼，又返回高校出任校长。比如杨玉良，早在1999年，他就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出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又回归复旦，出任校长一职。

　　相比之下，部委官员任校长在以前更为普遍。上一任校长中，共有8位校长从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空降”，其中人民大学、北师大等在内的诸多国内一流高校校长：人大前任校长纪宝成原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师大前任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以及浙江大学前任校长杨卫。

　　而今年更换的校长中，则没有“空降”。

　　缘何“空降”数量有所减少？“行政空降的校长对学校的情况了解不够，高校工作经历的欠缺，就会在日后管理中出现很多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认 为 ，高校合并后，学校越来越大，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仅仅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就很难适应学校整体管理工作，因此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从原本的高校管理者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