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中国青年报：您曾在博客中指出，教授本应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职称，我们现在恰恰弄反了。为什么这么说？

　　熊丙奇：职称是一种经过行政许可的身份，一旦获得，基本上终身享有；但职务更多是指一种具体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就有这个职务，不在岗位上就没这个职务。在国外著名大学，教授更多意义上是被作为职务理解和对待。比如，有人应聘上耶鲁大学教授，只是意味着他获得了耶鲁大学的一个教职，哪天他离开了耶鲁大学，他就不再是教授了。如果他到了哈佛大学，只被聘用为副教授，那他也就只是副教授了。

　　然而，我们现在却把教授完全行政化地理解为职称，甚至是行政身份，一旦获得这个称号，相应的工资待遇基本上是终身享有，不随具体岗位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去身份化，可是在当下大学中，教授这一职务却越来越身份化、利益化。

　　中国青年报：当前大学职称评审中还有一种怪现象——想评副教授，英语听说读写必须过一定等级，而且要有一年的海外求学经历。许多大学青年教师反映，这样的评审标准毫无意义。您觉得呢？

　　熊丙奇：这就是行政化评审的典型性表现。学术评价应该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甚至是不同研究问题的特点进行具体评价，不能“一刀切”。外语使用能力等同于教学科研能力吗？对于一个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来说，要求人家那么高的外语能力做什么？更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评副教授非要要求一年的国外求学经历，出过国就一定具有国际视野吗？现实中，没出过国也具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大有人在。

　　所谓学术评审，应该是由“学术共同体”来判断相关学术成果的创新性与贡献大小；所谓教学评审，应该关注老师课堂上的表现，比如，组织课堂的能力、提供参考文献的能力、组织学生讨论课的能力、指导学生做学术研究的能力等。

　　中国青年报：如此说来，现在的大学职称评审还能评出好老师吗？

　　熊丙奇：当然不能。在行政化评审的影响下，高校师资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能走红吃香的，往往是那些能适应这种规则并善于运用这种规则的人，至于那些老老实实做学术的人反而会被逐渐边缘化。评审评不出好老师，也就意味着学生遇不到好老师，最后的结果就是，教学质量的下降与学术风气的败坏。

　　大学教师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

　　中国青年报：要让大学职称评审去行政化，现在恐怕不容易做到吧？

　　熊丙奇：的确如此。想要改革这种评审机制，首先触及的是当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利益，他们不会轻易答应；那些在现行评审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教授，很大程度上也会反对改革现有职称评审制度；另外，部分高校教师可能已经上了现有评审机制这条船，正在为符合行政化的评价标准而努力准备，如果突然要改革，肯定会影响他们已经付出的努力。尽管如此，我们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否则大学这条大船迟早要撞上冰山。

　　中国青年报：从哪里改起呢？

　　熊丙奇：不能单就职称评审来谈职称评审，而是应把它放在整个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去行政化，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所以，改革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必须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前提，否则即便单独进行改革，可能收效甚微。

　　由于改革必然影响现行教育体制下行政管理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无论进行大学职称评审改革还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都需要“顶层设计”，即改革的设计和主导权不能只放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手中，而是应放在更高的层次。至少我认为，国家的教育改革方案应由全国人大设计和主导，地方的教育改革由地方人大设计和主导。

　　在大学内部，一定要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而且应给予这些自治委员会足够的运作空间和权力。当然，运作空间和权力不可能轻易获得，毕竟要经历一个博弈的过程，这就需要大学老师积极努力去争取。

　　现在社会上都很推崇民国时期的一些著名教授，而在这些教授身上，大家最推崇的莫过于他们的风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师也应该有些风骨，不能在利益和权力面前轻易丢盔弃甲。此次湖南的职称评审腐败案，如果不是有人坚持曝光，这类现象还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有合理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我们更要为大学教师提供足够自由的研究空间，真正实行学术自治。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他们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兴趣驱动，而非任务驱动。在这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能会出现个别没有成果的“懒汉”，也可能最后产出的“学术成果”数量没有以前多。但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现的学术精品肯定会比现在多，对学术以及社会发展的贡献肯定也会比现在大，教育和学术的声誉也会逐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