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他的薪水分文不取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在场的许多学者感到惊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立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捐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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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他主张“杨李之争”留给后人评判

　　科学史上，亲密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决裂，一直为人关注。与两位大师均有交往的葛墨林说，关于“杨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张，双方把所有资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葛墨林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1990年，李政道先生在兰州大学发起一个学术会议，原定的会议组织者在外无法及时回国，临时改由葛墨林领衔组织。葛墨林当时在石溪分校访问，遂向杨振宁表示要早回国几日筹备，杨先生建议他至少要提前10天，还帮忙出面向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发出了会议邀请。

　　1979~1989年，李政道在中国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一些中国学者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不回来谁负责”。有人去问杨振宁的意见，满以为他会加入反对派，但杨振宁坦率地说：这些人将来回不回国不能由李政道负责。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说话，因为我就是出国没有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