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8岁的余云开同样是旁听生的一员，四年前从云南一个小乡村到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的他同样不会获得任何学位。

　　余云开通过为一家杂志做兼职编辑来满足他在北京的开销，有时还会为杂志社投稿。虽然每个月只花800元钱，但仍要不定期向远在浙江杭州一家服装厂打工的妹妹借钱。

　　余云开15岁开始写诗歌和散文，并投稿给家乡的报纸，每次都能顺利发表，这时他相信自己是写作天才，随后从一所中专学校退学，来到北大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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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大上的所有课程都出于自己的兴趣，这是在为日后从事全职作家汲取营养。”余云开说。

　　眼下余云开正在撰写一本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年轻的摄影师在森林里的奇遇，以此暗示年轻人在当今社会的迷失。这本书已经被出版社认可，并计划于年底出版。

　　当然，旁听生中也有因旁听而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人，比如王小兵。

　　现年28岁的他2006年离开内蒙古的一所技术学校到北京旁听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一年后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三年后成功获得硕士学位，并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学费减半的奖学金，现正在香港攻读博士课程。

　　他在北京的那一年，甚至以散发传单为生。

　　“我生在甘肃小城天水，我就是希望走出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因此我可以为之付出任何艰辛。”王小兵在香港说。

　　宋继杰很赞赏旁听生们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刻苦学习的勇气，“所以如果我的课上有这样的学生，我会很欢迎。”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介绍，目前大学没有任何部门记录外来学生的具体数量并对其进行管理。

　　“旁听生数量仍然少于在读生数量，并且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因此对学校教育资源影响不大，”张兴根说，“一旦正常的教育秩序受到影响，大学肯定会出台措施加以管理。”

　　（记者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