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绕不开的官本位

　　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

　　复旦此次改革，主要在校这一层级，让行政领导逐步退出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评定委员会这三大学术组织。而在绝大部分院系，院长或系主任与上述三大委员会领导已实现职务分设。

　　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介绍，院里的各项事务由党政联席会议和各种委员会集体决策，包括院长在内，谁都没有一票否决权。不过，前述参与复旦“十二五”规划的文科教授直言：“院长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负责科研的一位老师向记者透露了一些奥妙：虽然课题与项目的申报、审核等是院学术委员会负责，但作为学院的日常事务，也会向院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并且通常是在学术委员会开会之前。而当学术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材料叠放的顺序或项目发言的先后，都有暗示在其中，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另外，一些以学校名义申请的课题，从学校科研处派发下来后，一般由院长牵头，课题组成员也就由院长指定。当然，“院长也会考虑到平衡的问题，在一定的周期里人人有份。”该老师说，这在各个高校中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

　　复旦另一个文科学院分管本科生教学的副院长则对记者表示，当前的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否则，当学术权力超越边界而成为“学阀”，最终也会伤害学术的发展。

　　改革不应限于大学内部

　　大学章程要解决的不只是学校内部治理，还要界定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

　　“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行政权和学术权只是表面分离，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

　　熊丙奇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也就是校长的职业化。他介绍，国外的普遍做法就是校长公开遴选，以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没有学术权，只有行政权，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学术服务。

　　根据此前教育部的消息，此次列入试点建设大学章程的大学共有26所，像上海交通大学早在2005年就制订了章程。各校制订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熊丙奇认为，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

　　李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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