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去行政化：应该先从院系内部解决

　　现在的中国大学里，院系领导动不动就是处级副处级干部，根本无法体现学术权力，也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和自由的学术环境。面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种种诟病，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昨天直接向校长们“问责”：“如果行政化是大学不发展的阻碍，校长们完全可以在内部先去行政化，至少院系的学术领导首先要恢复学术权力。”

　　他认为，去行政化的关键在大学内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领导、取决于这个学校自身制定的规章制度，例如对教师不能计划和量化、对学生不能有效管理与监督。郑南宁说：“大学整天说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但是如果大学自身没有独立思考，又怎么可能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的一代呢？校长们还是多从校内体制的改革做起吧，这样才有可能保护学术自由。”

　　而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眼里，中国大学要建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因为中国大学本来就是照搬了美国模式，不断对现有问题进行改变，依照的依然是美国模式，但是中国原有的文化并没有很好地传承。这就意味着很多评价指标的根来源于西方，却没有与我们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相结合，最终导致我们独创了一些比较落后的评价方式。杨玉良认为，本该根据人的成长规律设计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旦异化为空洞的工具，培养的学生将很难有所创新，而这样的大学更不可能追求一流。大学的两大使命就是探索未知世界和传承社会文明，传承社会文明对社会的发展尤为重要，中国的大学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大学，而且应该是坚守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

　　大学培养模式：不能与人性化相悖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给大家讲了个故事：“我们有一个教师在荷兰一所大学做助教，帮助荷兰的教授解答问题，学生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教师直接把解题的方法告诉他。荷兰教授发现后，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他说，把答案告诉学生的老师不是合格的老师，即便是透露方法也不行。”

　　尽快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在C9联盟内开放大学研究生的招生自主权，让学生从应试中解放出来，成为校长们关注的问题。因为校长们都发现，现在学生的培养都是“圈养”，学校往往局限于自己勾画的社会模型培养学生——当我们认为学生各项指标都满足要求的时候，学生走向社会后却发现不行。

　　“我们的学生花费在数理基础课的时间多，但花在需要解决的数学、物理问题上的时间要比加州理工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少得多。”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提议，大学要尽快改变与人性化相悖的培养模式，因为现在学生的培养完全人为地把学生和社会隔离开来，这样伤害的不仅仅是学生的知识，还有学生的心理。他们没有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社会的理想。这种与人性化相悖的培养模式根本不是一流大学所具备的。(本报记者 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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