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记者：主动要求接受学术调查，是因为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学术规范方面十分自信吗？是否想过，调查也完全可能得出“抄袭”结论？

　　朱学勤：当然自信。我做了自检，发现Isaiah的指控并无根据。对很多只看过该文及媒体报道跟着起哄的人，我的建议是：读书吧。在学术问题上，大众传媒应该更多关注当事人和批评者双方的行为反应方式、仲裁机构运行方式等，而不是对学术问题本身充任审判官。

　　既然将问题交由学术机构调查仲裁，当然也会做好另一种心理准备。一旦出现不利于我的结论，坦然接受。用不着母校通知，自动交出当年得来不易的博士学位证书，把它留在母校校史室里，警戒后人。随后，上海大学会重新考量我的教授、博导头衔，因为它们是依据我的博士学位才获得的职业资格。国内至今很少有因为学术规范问题受惩戒而自动辞职者，自尊心会驱使我做这样的选择，我受不了同行尤其是学生印在我背脊的白眼，留在这里“混”。

　　“从我开始，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案例”

　　记者：有人担心，在现有社会环境下，不论是母校还是工作单位，对自己的学生、有学术知名度的教师提起学术调查，能否做到公正？

　　朱学勤：学术机构调查确实会存在某些弊端。但相比之下，它还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必须尊重。身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此前我只参与过原则问题的讨论，没有参与过具体案例的甄别。但把问题交给了仲裁者后，我心里很轻松。我只要配合调查，静心等待结论。

　　记者：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论文引文、注释等规范方面经历了从模糊到严格、从粗疏到细致的过程。以今天的标准回溯当年的论文成果，或许会有“抄袭”、“剽窃”的痕迹？

　　朱学勤：形式上看，现在学术界对于引文、格式、核心期刊、知识产权等等的确比以前更重视更详细。但在学术研究的精神实质、对学术的敬畏及学风方面，我更怀念和敬重上世纪80年代，那是人们求知、求真的热情井喷式爆发。学术风气是不可能与社会风气脱节，孤立存在的。90年代之后，学术披上了华美的衣衫，没魂了，失魂落魄。

　　记者：连续出现知名学者、名人抄袭或造假事件，有人说是“学派之争”，你怎么看？

　　朱学勤：被指控“剽窃、抄袭”，当然要反驳。但要面对“原告”指出的基本事实说话，而不是离开事实，放纵文学想象。并不是“阴谋论”需要勇气，恰恰相反，朴素地接受这个世界是朴素的，好事、坏事都可能是朴素地发生的，坚持这样的思维，才需要勇气。

　　学术界经常说西方学术规范如何严格，如果遇到类似事件，真能学会按照学术规则和程序来处置，而不是一味抱怨风气、指责他人，那我们就收获了一个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健康案例。如同英美法系采用的判案体制，靠的就是一件件案例的示范累积。在端正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生活的社会尊严这件事上，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号召、命令或自下而上的“革命”，作用都不大。

　　我刚听过一句德国谚语：“站在哪里就从哪里挖下去”，它始于德国民间对当年法西斯主义的自我反思。既然我“被”卷入了抄袭风波，我应该从自己站着的地方开始，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案例。即使个人失败，这个案例不会失败。如果因此而站立，那么我个人也值了。

　　（记者 姜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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