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记者：高校腐败案接连发生，一个强烈的声音是说“大学官员的权力太大了”，但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大学校长们在为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大声疾呼。怎么看这一矛盾，对大学来说，哪些权力需加强，哪些需规范？

　　孟繁华：我认为，大学办学自主权和近期出现的高校腐败案没有直接关系。具有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实现大学特色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过大，直接的后果就是政教不分、标准统一、特色缺失。最近出现的高校腐败案与其他领域的腐败案一样，是法律问题，不是大学特有的，更不是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小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账算在办学自主权上。而是应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加强行政管理的民主化，减少行政腐败。

　　洪成文：我认为高校腐败出现高发期的主要原因还是监管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学校少了校董会这一中间环节的有效监督。我国部分公立高校虽然建立了董事会，但是缺少实质性的监督权力。由于董事会的监管乏力，不得不将高校内部监管上移到政府层面。如此，监督权力的距离开始拉大，造成监控效果锐减。加上国家和省级政府管理高教的行政资源不足（诸如人力不够），更使监控不力“雪上加霜”。这是其一。

　　与监督权距离较远相关的是，监督严厉但信息公开释放有限。我国审计和评估的报告透明度不高，公开范围有限。如果只输入本人密码，就可打开任何一份年度报告，如此，社会监督力量就大了，领导规范履行职责的意识也就强了。这是其二。

　　第三，我国高校管理专业化不强是导致学校腐败案件企高的又一原因。今天，世界上的大学管理已经发展到了学术管理与行政专业管理相结合以及部分行政管理越来越专业化的地步。大学行政部门不能全部行政化，但是行政却要专业化，没有行政的专业化不仅提高不了效率，而且容易导致失范或犯罪。这就是：没有专业人士，就没有专业管理，没有专业管理，也就没有专业伦理。缺乏伦理的管理，一定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记者：“去行政化”的确是议论多年的问题，这次更成为舆论的焦点，在当前状态下，如何理顺大学内部各种身份、角色及职责关系？

　　储朝晖：对这一问题一定要从民族复兴的大局和长远考虑，多年的实地调查使我坚信，高校腐败如不彻底根治，中国大学走向世界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目标、研究出世界顶尖科研成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对此应有“断腕”的决心，建立起真正符合大学特性、促进学术发展和杰出人才成长的现代大学制度。

　　记者：大学的管理与其他领域的管理相比，有何特殊性？对当前高校管理制度及监督机制建设，您有何建议？

　　孟繁华：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它的职能在于继承知识、传播知识和创新知识。大学教师往往在一定知识领域具有权威性，并且思想活跃，针对这一特点，相应的大学管理也应建立以引导和服务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现在大学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管理体制基本一样，各职能部门名称也雷同，行政化主导情况确实比较严重。有学者认为，官场化、世俗化，已成为当前大学的大问题。行政手段的优点是有效率，但是因为其强调标准和导向的统一，难以在全过程为大学发展提供相适应的支撑力量。

　　储朝晖：大学的特性和职能决定着大学管理不同于企业管理，也不同于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以高效为优先，行政管理以统一为准则，大学管理以各具个性的大学学人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发挥为归依，它是一种远比企业和政府管理复杂得多的管理。而现在我们对大学普遍采用的是管理企业（尤其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二级学院）和管理行政机构的方式管理，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在管理上实现“彼且为大学，与之为大学”，让大学回归大学，让探求真理和培养人才成为大学始终如一的追求，以管理大学的方式管理大学，建立各方责权皆得其用、皆得其宜而不相悖的高校内部管理运行机制。

　　洪成文：解决我国高校领导行政犯罪其实不难，关键要看我们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思问题之所在，从解决问题中求得发展。实事求是，有三层含义。第一，不能掩盖矛盾，要正视高校腐败案件，从问题中寻找解决的思路。第二，要诊断当前高校发展与宏观管理之间的脱节问题。宏观高教管理要逐步随着高等学校管理的新发展做出相应调整。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理念和体制来解决当前高校的新问题，则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第三，要客观地看待高校领导行政腐败案件的范围，不要无限夸大，而以诸多腐败案件对我国高校将来持续发展的危害来看，则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腐败问题一日不能遏制，高等教育发展就潜在着巨大危机。腐败土壤一天得不到铲除，我们怎能奢望由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只要我们抱着严肃的态度反思高校干部监管问题，从每一次干部犯罪案件去透视我们高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我们就有信心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有特色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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