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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旋律。这里既有高考本身“法久终弊”的原因，也有改革受到各方面制约，难有所谓“大突破”而使社会产生焦虑的因素，更因为有些人把一些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简单地全部归因于高考，以为只要改革高考，其他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从而对高考改革期望值过高所至。
资料图片：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高考考场情景。
资料图片：1978年北京某大学在北京站迎接七七级新生入学。
资料图片：2003年首次在六月份举行高考，上海考生在场外候考。
资料图片：2006年济南一中结束高考的考生兴奋异常。 资料图片收集/王晓玉
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高考研究课题”）启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及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以十几年的成果积累和雄厚的研究实力，在竞争中标。这一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说：“高考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目前社会上的各种看法多执其一端。高考改革如果不通盘考虑，极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局面。有的省高考科目五年中改了4次，给中学教学带来不少影响，吃亏的主要是家长和学生。因此高考研究者和决策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因难度大而裹足不前，也不能迫于舆论压力盲目地为改革而改革。”
改革高考能使学生“减负”吗？
“让学生不堪重负”是社会对高考谴责最甚的问题之一。原以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会缓解，学生负担也会随之减轻。然而这两年一些省市的高考升学率已超过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80%，结果是对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竞争代替了升学竞争，重学历，变成了重“学校历”，学生负担沉重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减负，一直是高考改革的重点。有关部门提出或实验过各种方案。高考研究课题组的任务之一，就是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进行辨析，为决策者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提供参考。
办法一：减少考试科目，缩小考生备考范围。1994年，高考从7科减到5科，但问题随之出现：未列入文科高考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未列入理科高考的地理、历史、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备受冷落，学生基础知识残缺不全。几经改良，变成现在绝大部分省市采用的3（数、语、外）+文综或理综。
但是此举对减负能有用吗？持反对意见的刘海峰打了个比喻：就像参加万米长跑的运动员与参加全能七项的运动员在训练强度上不会有大的区别一样，只要高考是淘汰选拔性的考试，无论你考7科还是考3科，学校都会让学生训练到极限。
事实证明，减少科目不能给学生减负。
办法二：降低考试难度。考试难度由谁决定？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由全体考生的水平决定。作为选拔淘汰性的高考，必须有“区分度”。随着中学教育水平的提高，考生水平随之提高，试卷的绝对难度必然水涨船高。于是学校更加努力，让学生加班加点提高应试能力，但应试能力的提高又会使考卷难度更高。2001年北京考题难度略有下降，结果清华录取线立刻从前一年的600分升到625分。致使不少估分能达到600分而报了清华的学生落榜。难度低了，考试分数就会“水涨船高”。这样循环的结果，考生负担怎么可能减下来呢？
办法三：增加考试次数。高考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指出：如果大家都想多考几次取最高分，在高校招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结果仍是“水涨船高”。
办法四：将“会考”成绩纳入高考。作为高中毕业考试的会考属于水平考试，内容相对容易。由会考来完成检验中学教学水平的测试，高考就可以少考几科。但如果把会考成绩纳入高考范围，就要考虑“区分度”，难度必然加大，会考也就变成了又一次高考，这岂不与减负的初衷南辕北辙？更何况减少几科又并不能减负。
那么高考改革有没有可能使学生减负呢？刘海峰说：“只要我们认识到高考竞争的实质是社会各行各业竞争益激烈的浓缩，是未来不同的人生际遇竞争的浓缩，就不会指望仅靠高考改革来解决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
还真有想出办法的人。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两年前，他的儿子小垒参加高考，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全家决定，报考一个只要能把水平发挥到70%就能考上的大学，结果小垒在整个复习期间心态平和，张驰有度，顺利达到预期目标。后来，在大学里日渐成熟的小垒，成绩一路上升，为考研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合理定位，懂得取舍，在策略上不求一步到位，从而免于不堪重负——这就是那位家长给我们的启示；而教育部一位负责人更是谈到了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有的国家就没有这个情况？因为不同阶层收入差别不是很大，只有分工不同。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走哪条路，生活差别会很大。只有社会发展到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实现深层改革之后，人们才会接受“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的观念。那时，家长和学生就会比较容易做到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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