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第二个课题，教师教育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教育部出台了包括《园丁工程》在内的一系列教师教育的政策，标志着我国的教师教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过，许多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举例来说：（1）“一体化”（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教师教育体制的确立。迄今为止我国教师教育中的“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分别由师范大学和教育学院实施，但是后者的专业水准与教育学术水准远远落后于前者，不仅无力承担教师研修的重任，而且往往误导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取消教育学院的建制，由师范大学统一规划并承担职前职后的教师教育，是势在必行了。（2）教师“资格制度”的完善。教育部明确规定要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引进竞争机制，完善教师聘任制，破除教师职业“终身制”和“身份制”，开通“下岗”、“分流”的渠道，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教师资格制度作为国家对教师实行的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旨在保障教师队伍达到基本的素质要求，对新世纪的教师在师德、文化素质、教学水准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不过，在教师资格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几乎所有在职教师都“自然过渡”了。而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吸收非师范类优秀人才从事教师工作，打破了师范院校“专营”教师教育的格局，这也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问题的实质在于“择优上岗”，因此“门槛”设置不宜过低，防止资格认定流于形式。（3）在职“研修制度”的改进。传统的教师研修目标存在强调理论知识特别是专业学科理论知识而忽视教学实践能力的偏差，这种取向不能适应素质教育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作为在职教师的“研修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考虑增加教师参与课程实验、课程开发的机会；加强课程与教学的研修课程；倡导教师开展“行动研究”，等等。

　　第三个课题，教育科学尚待改造与发展。我国作为教育学科之核心学科的“教育学”非但不能成为教育改革的助力，而且往往成为一种阻力。教育学的话语系统基本上还是凯洛夫的一套。教育学的“研究”重思辨，轻实证；重宏观，轻微观；重高教，轻基教。即便高教研究也是重总体规划、行政体制的研究，轻专业课程、学科建设的探讨，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市场的需求。师范大学面临生存危机，需要反思，需要变革，需要确立自身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面临诸多课题。

　　例一，如何解决学科生态的失衡与“学科教育学”的重建的课题。我国师范大学教育学学科点的布局沿袭前苏联的一套，几十年一贯制，造成了严重的“学科生态失衡”。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学科游离于生气勃勃的教育改革实践之外，另一方面是紧贴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前沿的学科教育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师范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缺乏时代气息与生命活力。事实上，现代知识的生产方式已经转型。英国著名知识社会学家吉本斯（M. Gibbons）(13)从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之关系的角度，严格地区分了两种知识生产模式。模式Ⅰ是传统的近代型知识生产模式，其特点是脱离现实问题高度抽象化的学术探讨，是学科内的、学科社区的、线性的、阶层性的、僵化的。模式Ⅱ是现代型知识生产方式，其特点是直面现实社会问题，是跨学科的、非线性的、网络式的、平等对话的、流动鲜活的。同样，现代教育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也需要转型。亦即我们需要有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直面教育改革实践，调整和改造教育学科，发展模式Ⅱ的教育科学研究。最近，教育部师范司部署了师范专科学校层次的教育学科课程改革，相信会给教育界带来一股冲击波。华东师范大学集中了一批学科教育的专家，目前正在编撰一套“学科教育展望”丛书，期望能够为打破学科教育研究的死气沉沉的局面，尽一份力量。

　　例二，如何主动介入基础教育的课程开发与“学校文化”重建的课题。师范大学对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反应迟钝，这本身就是师范大学生存危机的一种表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引导我们把课程与的改革作为切入口，围绕课堂教学层面深入基础教育的改革。这不仅为广大教师的专业化提高提供了机遇，也为师范大学的改革和教育学科的改造提供了机遇。《纲要》着力于从课程政策层面、课程理论层面、课堂教学层面（包括教学规范、评价制度乃至教材生产方式）的转型，体现了教育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为每一个学生奠定人格与学力发展的基础，奠定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基础。《纲要》倡导把学生当作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作为工具（标准件）来培养，因此，我们的课程教学应当摆脱分科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的束缚，不能灌输被肢解成一大堆支离破碎的知识技能；不能仅仅满足于传统的3R（读写算），还要体现3C（关爱、关切、关联）。倡导学科的综合化，倡导“综合实践活动”（包括“研究性学习”）。这样，我们不仅需要“基于学科知识系统的课程开发”，也需要“基于主题（课题、专题）的课程开发”。这种课程开发要求跨学科、跨学校、跨行业，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对话与协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本质上说，是铲除“应试型文化”、建构“发展型文化”的过程，是“学校文化”的重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现代教育科学知识生产的基地，需要研究型师范大学的重点建设，这是教师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大凡改革，总是包含了理念、观念层面的改革和制度、体制层面的改革。教师教育的改革也是同样。我们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确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想的“教师形象”，二是确立相应于理想的“教师形象”的教师教育体制。这两者是统一的、不可或缺的。

　　注：

　　①[日]永井圣二：《教师专业职论再考》，《教育社会学研究》第43集，1988年第54页。

　　②陈永明：《现代教师论》（当代教师进修丛书之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O页。

　　③⑤[日]奥田真丈主编：《现代学校教育大事典》，行政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98、399页。

　　④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钟启泉译：《现代教育学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443页。

　　⑦参见钟启泉：《教师“专业化”：涵意与课题》，《教育参考》1999年第4期，第36～38页。

　　⑧⑨[日]佐藤学：《教师：两难问题》，世织书房1997年版，第66～67、68～69页。

　　⑩[日]浅沼茂：《21世纪的教师形象》，《教育展望》2000年第1、2期合刊号，第19页。

　　 (11)[日]八尾坂修：《当今所求的教师形象、所期待的教师形象》，《学校经营》2001年第6期，第10～11页。

　　(12)[日]佐藤学：《教育方法学》，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37~139页。

　　(13)[英]M. Gibbons 编著，[日]小林信一主译：《现代社会与知识的创造》（1994年版），丸善股份公司1997年日文版，第19～47页。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