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WTO的介入

　　在这些变革了的环境中，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私营部门中，商业驱动的人们会关注自身以确保“知识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如果这些利益群体大行其道，高等教育从各方面来说都会恰似香蕉或航空公司一样服从自由贸易规则。人们应当明白，WTO规则及相关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从法律上讲是一种捆绑物。目前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规则会“处于雷达监控之下”，并且未加分析地被纳入国际协定之中。无论什么一旦成为WTO体制要求或规则的一部分，它就得服从一系列复杂规定。这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但因为会有一套新的国际准则，而且因为大学将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定位：GATS和WTO的首要目标是要保证各类教育产品和院校都进入市场。

　　当然，高等教育贸易比香蕉贸易更难以制度化。但是，许多组织和人们正在通过各种努力做到这一点，创建一种方针性、规则性的体制以形成高等教育的自由贸易。WTO将会帮助保证高等院校或其他教育提供者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建立分支机构，出口学位课程，以最少的限制授予学位和证书，在国外教育机构投资，为其国外风险投资聘任教师，不受控制地通过远程技术建立教育和培训项目，等等。

　　各种类型的教育产品将会自由地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已经作为国际条约一部分的版权、专利和许可规则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对跨国性的有关高等院校、课程计划、学位和产品的贸易做出规定是很困难的。希望参加这类进口或出口者，将得到国际法庭和法律行动的援助。目前，对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裁决权完全在国家当局手中。

　　这一动议提出的问题与高等教育观念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小国的高等院校切实相关。在一个对高等教育进出口难以进行实际的、法律的管理的当今世界，各国或单个大学如何维持它们的学术自主？如何进行认证或质量管理？在公私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几个世纪以来的“金标准”）与新的咄咄逼人的营利性高等教育部门之间存在区别吗？资金充裕的营利性跨国高等教育机构会推动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远离商业吗？专职教授职位和学术自由能得以保存吗？有一点很明显，一旦大学被纳入WTO体制，其自主权就会严重削弱，高等教育和复杂研究就会变成服从国际条约和科层制的又一项产品。

　　WTO控制高等教育最大的负面影响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这样的高等院校，它们能够对国家发展做贡献、产出适应当地需要的研究、参与加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行动。一旦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屈从于WTO所规范的国际学术市场，它们将会湮没在着眼于营利而非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国外院校和教育项目之中。目前已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认证和质量管理机制是否被允许目前尚不明确，但它们至少与跨国教育提供者有关。

　　谁来管理高等教育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对其高等院校维持必要的管理。与此同时，如果大学要繁荣，就需要充分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几个世纪以来，传统大学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在这些职能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化的过程中，它并没有消失。广而言之，新动议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是从中世纪大学面对民族主义兴起和16世纪宗教改革的挑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差不多一千年来，大学把自己定位为负载着核心的教育使命和对学术价值观的共同理解的机构。在大多数时期，人们将大学理解为不仅是在实际知识领域提供教育的机构，还是社会的核心文化机构。在19世纪，科学和研究加入高等院校的职责之中。社会认为大学是特殊的机构，因为其目的超乎日常商业生活之外。现在，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

　　学术共同体自身要对这些变化承担部分责任。一些大学让自己沉浸于商业活动之中，其传统的职责受到了妥协。一些名校如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营利性”分校就是这类妥协的象征。澳大利亚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即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正在国外建立营利性分支机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西班牙和新加坡建立了分院。中国的许多大学则花大力气提供有偿服务和开办技术公司。许多大学已经“上网”，向世界各地的顾客售卖其课程和学位。

　　大学如果要作为知识机构而生存下来，就必须密切关注教学、学习和科研这些核心职责。执着于传统的学术价值观并非易事，但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政府和其他公共权力部门需要给予大学为实现其使命所需的支持。从长远看，不断紧缩的预算、日渐紧迫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以及要求大学根本性地改变其目标，并不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公众必须尊重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观。

　　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需求必须得到保护，WTO之类的条约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的院校系统。第三世界目前处于多重国际关系之中，但是这些安排基于国家需要，并且能够选择教育项目和合作伙伴。

　　WTO动议促使世界各地大学目前感到的各种压力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如果全球高等教育服从WTO规则，学术界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大学为广泛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将会削弱，大学将会屈从于市场的各种商业压力——国际条约和法律规章强制的市场；使大学在发展中国家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和加强公民社会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大学确实是一种值得资助的机构，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社会使命。使高等院校服从WTO强制的市场规则，会破坏社会中最有价值机构之一的这种机构。

　　
　　（本文为作者授权翻译，将载《比较教育研究》）

　　[1] 作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博士为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