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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及时调整企业改革的思路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由于通货紧缩和需求不振，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加剧经济矛盾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银行不良债权堆积，抵消初见成效的扩大投资启动内需政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当前我国各个行业均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加剧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两极分化，加快社会需求萎缩和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大力发展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议会还专门修改了企业破产法，以阻止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坏帐危机，限制破产清算而提供保护鼓励整顿重组，避免“萧条时期强制性出卖财产和停业对整个国家，以及每个债务人和债权人都造成损失”。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不能仅仅期望市场经济的好处，也忽视市场经济数百年来难以避免的弊端。１９９２－９３年间，我国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９２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９２－９３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８０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９２－９３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

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７０％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９３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他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发展机会，但是，敞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不稳定和市场需求萎缩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急剧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越来越多的私营、乡镇企业陷入了困境，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企业改革的思路，探索克服当前紧迫经济困难的有效对策。

    近年来，有些人提出应大规模进行股份制改造，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并加快改革步伐。毫无疑问，股份制改造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能够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国有企业发展，但是，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效益恶化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业绩不佳导致股市低落，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存在着很大困难。于是，我国许多人希望效仿美国股市的榜样，通过人为刺激股票市场的繁荣，来加快企业上市步伐和推动经济增长。但实际上，美国道琼斯股指暴涨并不代表经济繁荣，美国金融资本编制道·琼斯股指时玩弄花招，蓄意炒作吸引大量社会资金维系泡沫膨胀， “欧元”启动对美国股市泡沫构成了重大威胁。许多国际经济专家指出，美国发动侵南战争和轰炸我国使馆，也是为了破坏欧洲稳定和打击“欧元”，防止大量国际资金流向欧洲金融市场，从而触发美国股市的巨大泡沫崩溃。出于对泡沫崩溃带来巨大损失的恐惧，美国金融资本已到了丧失理智的边缘，为维护自己利益情愿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和制造人道灾难。亚洲金融风暴已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一半以上上市公司称业绩受到严重影响。美国泡沫经济一旦破灭必将引起全球动荡，对中国的冲击必然比亚洲危机大许多倍。中国金融界和企业界应尽早提高警惕，正视美国股市巨大泡沫濒临破灭的危险，未雨绸缪及早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

西方国家和旧中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人为刺激股市繁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法，不符合经济规律而且存在着很大风险，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大量过剩资本往往涌向股市寻找出路，股市泡沫虽然能暂时刺激经济，但是，总是好景不长最终触发更大经济危机，美国２７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股市暴涨暂时吸纳了大量过剩资金，但是２９年股市崩溃却最终导致了大萧条。旧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证券市场也曾经历了几次发展高潮，但是，始终具有脱离产业发展的强烈投机性，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外商的商品和资本输出的打击下，中国民族私人工业陷入了严重萧条，大量过剩资本反而涌入证券市场，形成的泡沫投机热潮加剧了经济危机。俄罗斯曾经历连续多年经济萎缩，尽管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大量资金却涌入股市引起股价暴涨，暂时缓解而最终大大加深了经济危机，广大民众的存款股票都蒙受了惨重损失。阿尔巴尼亚改革后工业陷入全面萧条，但在金融投机基金膨胀的强烈刺激之下，曾实现了连续两三年的虚假高增长，后来投机泡沫崩溃导致民众丧失终身储蓄，９７年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武装暴动，军火库遭到洗劫大量武器流散在民间，加上南阿边境贸易毒品武器走私猖獗，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武装叛乱。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持续下滑，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的投资、消费不振，单纯刺激股市将进一步吸引大量资金，从实质经济领域流出投入金融炒作，导致各类企业的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上市公司的困境也会进一步加深。不少地方将困难的大中型企业包装上市，这种作法违反经济规律不利于社会稳定，在生产过剩和企业销售不畅情况下，依靠股市筹资缓解困难不能长期持久。据反映，现在各地企业的经营效益普遍不佳，一见股市看好便纷纷将资金从生产领域撤出，一些银行机构也间接将资金违规投向股市，银行的企业、居民存款也大量转向股市，许多地方银行存款骤然出现了负增长，甚至无法提供企业正常生产贸易的周转资金，银行资金流失会加速潜伏金融隐患爆发。我国９２－９３年泡沫经济已造成了严重损失，当年泡沫刺激的比例失调的经济高增长，正是造成现在企业、银行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复辙。

    我国推动股份制和股市发展的正确方向，应首先以发展实质经济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再加快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上市步伐，这样才符合股票市场的经济规律，才能确保广大股民利益和社会稳定。当前，扩大基础建设规模已初见成效，但是，启动力度不足耽误了克服当前经济困难，通货紧缩、需求萎缩和生产过剩仍未好转，国有企业的效益虽然从低谷明显回升，仍然难以达到大规模上市的要求，上市公司整体效益滑坡的趋势还在持续。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扭转市场疲软的当务之急，是在各地试验不同规模的投资启动力度，尽快找出既能充分调动闲置人力物力资源，又能防止经济过热的最佳投资启动力度，纠正生产过剩和市场疲软的矛盾，促进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效益明显改善，随之加快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的步伐，广泛筹资加快关键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

    我国进行公司制改造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将国有企业改造成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企业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因此，产权多元化被认为是公司制改造成功与否的的关键。但是，这一设想在改革实践中碰到了许多困难，成为公司制改造的主要难点之一。例如，由于国有企业目前普遍经济效益不佳，吸收外来法人多元投资的条件不成熟；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普遍较高，在自有资金尚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很难有动力将自有资金投入自己难以控制的外部企业；对于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来说，操作中则未必愿意将经济利益与他人分享，更何况投资主体多元化后还会造成经营中合作与协调的困难。倘若这种情况下，我们急于求成地加速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就只能采用行政办法搞“拉郎配”，违反企业意愿强迫实行产权多元化，这种作法违反了公司制发展的经济规律，不仅难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还可能造成矛盾纠纷干扰正常经营秩序。

西方企业演化的动态规律表明，尽管产权的多元化是企业动态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经济趋势，它却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逐渐地实现的。我国公司制改造中关于产权多元化的设想，侧重于借鉴西方企业几百年发展的静态结果，而忽略了西方企业几百年发展的动态过程。美国著名工商学院教授杰森的研究成果表明，产权多元化的前提条件是，企业主拥有一个效益很高的投资机会，但由于自身资积累的不足无法实现，而且投资收益率足以补偿因产权多元化带来的协调困难和代理成本时，才会设法筹集外部股金或贷款；最佳的资金来源是企业内部积累，其次才是筹集外部股金。美国杰森教授的上述分析得到了西方企业实际筹集资本数据的证明，据统计，美国企业１９７９—８３年的资本形成中，６３％来自内部积累，３５％来自借贷，仅有２％来自外部股金。我国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着内部积累资金的严重不足，根本原因是销路不畅导致经济效益不佳，税负重、折旧少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不纠正生产过剩和市场疲软的状况，改变税收负担不公平的外部环境，仅仅靠外部股金或借贷难以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国公司化改革的设想，既应重视产权多元化的积极作用，也要重视产权多元化的消极作用。

我国一位开发区官员总结其长期经验说，“当企业的合资伙伴超过三个时，往往会因为矛盾和纠纷多破坏企业经营”。西方企业产权结构变化较缓慢，也为了保证企业控股股东的相对权威地位，让他能够谨慎选择多元化投资的伙伴，消化和控制彼此之间的协调成本。如果我们主观主义地推行企业产权的多元化，而不是根据不同企业生产发展的具体需要逐步进行，就可能违反了经济规律，导致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造成矛盾纠纷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这方面，俄罗斯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值得我国借鉴。俄罗斯改革依据西方产权理论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破坏了经营秩序，造成了协调成本和代理成本的急剧上升，导致了经济责任制的瓦解和生产混乱，结果长期陷入了严重经济萧条之中。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应该由不同企业根据自身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逐渐进行，不能急于求成。

我国幅源辽阔，各地众多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不尽相同，许多企业采取因地制宜的改革方式，包括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内、外资的合资伙伴入股，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资金来源。相反，许多地方给企业强迫规定任务，在条件不成熟时推行产权多元化，用行政方式搞“拉郎配”，使企业经营受到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干扰，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样，我们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产权规范和多元化结构，也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尊重企业的意愿，自主选择的经营方式和投资伙伴，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八界二次人大会议上所说，“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增强活力的途径也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实际上，推动我国所有制等生产关系方面改革的最有效办法，是抓紧和不放弃任何能够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包括企业经营责任制方面的改革，以及企业的改造、改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动力源泉。任何脱离企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要求而人为进行的主观生产关系变革，尽管可能符合外国的经济规范和长期的经济趋势，也都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欲速而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