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还是让事实说话吧!那样,所有关于“环境问题”的甜言蜜语都会被凿穿。以下材料是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发大会期间公布的。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7%,消耗石油占40%,天然气占36%,铝占46%,锡占25%,铜占23%,铁占22%,排放废气占30%,生产固体废物占70%。每出生一个美国人对环境污染的威胁,比第三世界出生一个人大99倍。美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头号能源消耗大国”和“头号污染大国”。会议期间,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23%,消耗能源占75%,商业用燃料占79%。消费原木占46%,消费板材占78%,钢产量占72%,排出的二氧化碳占75%,排出的氟氯化碳占90%。其人口增长很慢,但人均消费的能源却是发展中国家的35至50倍。印度人口占世界16%,消费能源占3%,二氧化碳占3%。因此,北方被称为“地球上的最大污染者”(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362页)。
其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依赖第三世界的资源、市场、廉价劳动力,而且还依赖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恶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占有的优势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建立了一套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为支柱,主要体现在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三大领域。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的状况难于得到根本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地位和便利条件,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压低农矿等产品的价格,形成国家贸易中的“剪刀差”,盘剥第三世界国家。1979-1981年第三世界初级产品年平均出口收人为4050亿美元,1987-1989年降到2710亿美元,1950年第三世界国家尚有数亿美元的外贸顺差,1960年第三世界国家外债为180亿美元,1970年为750亿美元,1980年为4460亿美元,1990年为14420亿美元(同上书,笫221-222页),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头上的“紧箍咒”。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援助”手段,控制第三世界的自然资源,使之成为少数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供应基地和高价商品倾销市场。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廷木根指出:“在将一切计算在内的条件下,如果第三世界每年从西方拿到5000万美元的援助,将要付给西方1000亿美元。”(玛尼卡·甘德汗:《笫三世界的污染是人口压力造成的吗》,引自《中圉环境报》1991年l1月2日)目前世界上至少有3.7万家跨国公司,17万家子公司,其中最大的100家(不包括金融机构)掌握着3.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各国海外投资的50%。最大的200家中有172家分别隶属于5个发达国家,即美、日、德、英、法。日本《经济学人》1992年6月9日刊登的马来西亚学者M?科的文章指出:“跨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行为者,是地球环境危机的主要责任主体。”
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第三世界。70年代初,美国公司在本国冶金和有色冶金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占其投资总额的14.8%,而在国外的企业仅占3.7%。1981—1985年,美国危害生态工业的国外投资总额中,第三世界国家占35%。1969年美国在印度兴建的一个农药厂,曾在1984年12月因毒剂外泄造成2800人死亡,20多万人中毒。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
发达国家把有毒垃圾转移到第三世界。全球每年生产危害垃圾5亿吨,90%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垃圾被大量转移到第三世界。埃菲社1994年8月14日的一则报道说,富国每天把奏丢弃的废物输往穷国,最近五年已向第三世界输出1000多万吨危险有毒废弃物。与美国接壤的中美洲国家成为美国最方便的垃圾场,有毒垃圾源源不断地运往这些国家。继拉丁美洲、非洲之后,亚洲成为西方国家新的废品堆,越来越多的有毒金属、医疗废弃物和放射性废弃物进人亚洲。韩国是亚洲最大的垃圾进口国;香港是塑胶废料的最大买主,每年输入美国塑胶废料的50%,1991年输入近7500万磅,大部分转运至中国大陆。1992年8月,上海海关人员查出,来自纽约的六个集装箱中有55%的家庭垃圾、输血袋及管子。在欧洲,近年来大量工业垃圾运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第361-364页)纪录片《世界垃圾场》执行编辑和解说人比尔·莫依尔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正把大量有毒废弃物送给别人处理,给世界上穷人的肩膀上再增加一份重担。”(《人民日报》1993年11月9日)
这就是资本的逻辑,它就是这样在人间分配幸福与自由。这也是环境问题本质的现实表现。
三
人是自然进化发展的产物,但只要把主词换成猪、狗、羊、植物、微生物等,这样的命题我们还可以讲出无数个。所以不能把人仅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结果。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总是处在一定的时空之中,从事具有永恒必然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物。
“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在此以前,不存在环境问题。在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的过渡中,人类学会了制造、使用工具,并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这样,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人才以人的方式存在,才以人的方式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1卷,第24-25页)人类制造工具、驯化动物、培植作物,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畜牧业。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人口的增长,狩猎技术的进步,使得便于狩猎的任何地方的大动物都近于绝迹;另一方面,由于气候的变化,空旷的猎场变成了森林,如在西欧,或变成了沙漠,如在非洲。动物的繁殖条件受到危害,人类第一次面临了生存资源的枯竭,不得不转移聚居之地。由于狩猎经济的危机,人类必须尽力去寻觅新类食物,由此导致了食物生产革命,人类由依赖天然动植物资源过渡到依靠土地资源,石器逐渐让位于金属工具,促迸了农业的发展。(参阅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在此后的发展中,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规模不断增强,人类生存的环境才开始作为问题逐渐显示出来。
如果说天然自然是中性的,那么环境问题与物质财富是由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使天然自然“分裂”出两极,环境问题与物质财富是人化自然的两个方面。环境问题是一个与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享用等关系共生的问题,必须把两者相联系来考察。当前,环境的空前恶化与财富的巨额增长(在现实条件下即贫富差距增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也从总体上说明了这一点。
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风风火火的全球闯荡史、扩张史。环境问题作为威胁到人类生存的问题是从工业化及其制度的确立开始的。日本学者通过长期研究,证实地球环境污染始于1800年左右,这与欧洲的工业革命恰好同步。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近两百年来资本的扩张、为利润进行的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工业废弃物无情的排放、倾泄,改变了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循环,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参见幸伟中:《2l世纪的绿色浪潮》,冶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环境必须服从资本家的利润。15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把原有的公共地、公共环境变成其私有财产,变成市场上的商品,变成其利润。人则必须迁出这土地,必须屈服于羊,屈服于资本的本性。另一方面,被剥夺了土地的人转化为廉价劳动力,转化为机器的延伸,转化为物,转化为商品,从而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的来源。这里蕴含着环境问题本质的胚胎形式。
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把“圈地运动”扩大到世界各地。殖民者掠夺殖民地的环境资源,剥削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这个“圈地运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手段和范围都有了深刻的变化,并且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现代化”,但最核心的一条没有变,即资本的逻辑没有变。资本所到之处,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各种自然物都成了市场的“资源”,而自然物一旦具有了这种“资源”的性质,它们就在被迅速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到了各种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的手中。这些集团总是用这些“资源”去满足自己或少部分人的利益需要,而让大部分人去承担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灾难性后果。虽然环境破坏对这少部分人也有害处,但他们从环境破坏中得到了更大的利益。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深深理解“利大于弊”的实际意义。
环境,环人之境也。如果没有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由于环境恶化,所有的人都灭绝了(不是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那就既无研究环境问题的必要,也无研究环境问题的可能。谈论环境问题,决非“对牛弹琴”,而必然指归于人。设立各种自然保护区、严禁捕杀、砍伐各类保护动物、植物,不管你多么慈悲满怀、深情厚意,它们可不领你的情。“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按生态学去解读,自然而然,天经地义,它们可不理会人类对其自作多情的伦理关怀。对于环境问题如果见物不见人,不会“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只限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谈论,那这里的“人”只能在费尔巴哈的“人”之下,结果只能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陷人抽象的领域。“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笫83页)环境问题是它在自然方面的表现,贫富分化是它在人的方面的表现,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它们的根源是同一的,即由资本的逻辑所主导的财富及其副产品(环境问题)在人间的分配。贫富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即是国际、国内的阶级分裂)与环境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向资本的逻辑提出了控诉与挑战。“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25卷,笫926_927页)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环境问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真正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惟一出路。
《哲学研究》2001年笫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