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人格的力量

　　文革期间，许老被隔离、审查、靠边站。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一老二公”（指许老及王佐良、周珏良二公）均受到很大的冲击。许老的书都被所谓的造反派贴上封条，但他没什么怨言，对一切都是默默地承受着。他说自己是1957年1月加入组织的老共产党员，惟党是听，惟党是从。

　　1970年他去了干校，来到湖北沙洋。先住竹棚，后迁入砖房，20多人同居一室，生活诸多不便。据北外庄绎传先生回忆：“许老有个习惯，熄灯后打着手电看一会儿书再睡。过了几天，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要再打手电看书。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打着手电看过书。”“有一天刮大风。窗外有个井架好像快被吹倒了，周围的幔布也像要吹掉。我说咱们把小窗户关上吧，许老说好。等我关上之后，他说：‘我在家里一年四季都是开着小窗户睡觉的！’”

　　为了其他同志，许老改变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

　　在80年代中期发生过这么一件趣事，有人说完全可以编进《新世说新语》：常年在北外校门口摆摊儿的一位皮匠师傅托英语系一位教员带话给许老说，您许老是无人不知的名教授，但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及我两三天的收入，您有何感想呢？许老听到后又托这位教员回话说，咱们两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审美对象不同。你一锤子下去，砸得准，打得牢，便获得一种美感。我读书写文章，得一佳句，也能高兴好几天。真正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你和我追求的都是成功所带来的美学上的享受。

　　北外校长助理顾曰国教授难忘“哲人”许国璋先生：“我最后一次与许老交谈是在他作古前一个月。我从教室骑车回家，见到许老由人陪着在花园里散步，就赶紧停下车走过去。他见到我，困难地要向我笑出他那习惯的朗声大笑，可是显然已经力不从心。我很难过，不过还是设法显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他最后叮嘱我的几句话我终身铭记：‘小顾，我听说他们将来要培养你当副校长，你不要推脱，也不要忘乎所以，要好自为之。’”

　　超越物质的束缚

　　许国璋是一个真学者，更是一个普通人。

　　这位睿智倔强的老人，额头饱满而微秃，脸庞清癯而微长，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戴一副深度眼镜。夏天，白衬衫，黑领带。冬天，裹一条长围脖，戴一顶挺洋气的小呢帽。他总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不时哈哈大笑。中山大学戴镏龄教授称其为“高谈雄辩，誉满士林”。

　　许先生一直蜗居在从50年代起就没有搬过家的老单元二居室里。当你爬上北外那栋年月最久的楼，推开那扇深红色的门，走过那条长长的门厅，幸许能看见许老在书房靠窗的木椅上读书、看报或写文章，还有室中总摆着的那盆高大的刺儿梅……

　　年届耄耋的季羡林先生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里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

　　每当有客人来访，许夫人（黄怀仁女士）怕谈话影响许老的工作和休息，总在茶几上放一只闹钟，定时提醒他们中止谈话。而许夫人离开书房后，许老便偷偷地把闹钟的止闹按钮按下。许夫人见闹钟好长时间不响，以为出了毛病。此时许老总是哈哈大笑，酷似一个“老顽童”。

　　许老有一个梦：等英法之间的海峡隧道通了，就带上与他心心相印、厮守终身的夫人从北京坐火车，一直坐到剑桥去！（许夫人有一原则：旅行不坐飞机，立场十分坚定！）

　　如今，许先生带着他诗人般的梦走了。应该说，他对生命的那般执著，远远超出了死亡对他的诱惑。1993年5月下旬，许老从欧洲讲学回到北京，因为多年超负荷的工作而病倒，到了第二年的9月11日因心肌梗塞病逝在家中，享年79岁。

　　老伴走了，黄怀仁女士仍然日夜惦记着他，惦记着他的风湿性足疾，惦记着他晚饭后的小睡，惦记着他爱喝的莲花白，还惦记着他最后的一次补牙……

　　许老走了，膝下无子女。然而，许老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又何止千万，许国璋的生命因此而飞越无限……

　　（摘自《人物》作者：桂清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