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一些重要考古发现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譬如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都曾引起轰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有“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明的灿烂，同时也为各地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有的甚至成为了城市名片和旅游品牌，为提升城市形象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考古发现具有如此显著的效应，所以考古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而日益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但如果要问：中国现代的考古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倡导和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是谁？能够准确回答的可能就不一定很多了。

　　其实这段历程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淡忘的。现代的科学考古方法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时候，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发生过很多故事。在考古事业兴旺发展、影响日隆的今天，来追本溯源，对我国考古事业最初的发展历程加以回顾，无疑是一件引人入胜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读到岱峻著《李济传》，就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这段历程，生动地叙述了中国早期考古领域的人物和故事，读来使人神往，也令人欣喜，可谓是一部难得的传神精彩之作。

　　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李济这个名字，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不会很熟悉，但学术界和考古领域的大都知道，无论是在考古和学术研究领域，或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他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人物。189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的李济，自幼随父居京，青年时代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相继取得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和社会学硕士，27岁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以来向国外选派的众多留学生中，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1923年李济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讲授现代科学考古方法。不久，29岁的李济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五位导师”之一，主讲的课程主要是古物学、人类学、考古学。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对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金石学，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李济在中国最高学府讲授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科学的考古学”，不仅倡导了一种新的研究与治学方法，而且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之门，显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近代考古学已经走向成熟。1895年与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两次来到中国，对中国西部进行了探险式的考古调查；接着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多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和探险考察；此后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史前彩陶，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彩陶文化”遗址。

　　李济对此深为感慨，认为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但中国的考古事业还是应该由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做。1926年李济来到山西晋南地区，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李济采用的探沟探坑发掘测量与绘图编号记载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正如张光直后来所评价的：“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李济因此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成为执掌中国现代考古帅印的“掌门人”。殷墟的发掘持续较久，有十五次之多，出土有甲骨文、青铜器等大量珍贵文物，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也为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系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说：“李济先生以安阳殷墟发掘这个‘点’的工作，与其他史前遗址和商周遗址联系起来，并与传说中的若干古史问题相互比较印证，从而使这个遗址的考古成果，成了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捩点。”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则揭示了黑陶文化与中国早期历史的关系。李济主持的这些考古发掘，为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使当时的古史争辩对采用“双重证据相互印证”的治学方法产生了共识，“并且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七十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的方法的基础”(张光直语)，可谓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