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金岳霖认为，“哲学”和“哲学家”这两个词的使用“一直极为含混”。古代与现代不同，西方与中国也不同。

　　就西方而言，在古希腊，哲学“处理的是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哲学家通常都是大师，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智慧的源泉”，后知后觉者可以从他们那里寻到“引导和启示”。到了后来，哲学不再关心人们的生活，而专门去获得关于客观真理的知识，它的“兴趣在于那些获得这些思想和使这些思想互相联系的方法”。哲学追随其他学科的榜样，分工日益细密，哲学就好像是一个“破落的乡村家庭”，它的财产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分别落入都市代理人之手。”结果，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越来越窄的知识领域里成为专家，于是有逻辑学家、认识论家、美学家等等，就是没有了哲学家。

　　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哲学重视理性，追求真理的知识，要求研究者学会让自己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盖过研究中的其他感情，从而达到超脱他的研究对象，这种哲学有助于知识的获得和积累，有助于知识的明晰性和可靠性。西方现代哲学要求人们的各种思维训练对于人们的生活也“特别有用”。

　　和西方现代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则明显地不同。中国哲学研究的动力是“企图理解人生，给人生以意义”，也就是企图提出现今所谓的人生观，让人们过上良好的、高质量的生活。金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到目前为止，与当代的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而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因为在中国，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总是集于哲学家一身的。在中国哲学家那里，知识与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息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哲学家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近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参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361页）

　　金先生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成果，去构建完备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关注人生、关涉政治的传统，反对哲学与生活脱节。他坦率地说，“在感情上我向往中国哲学的思想及其韵味”。他也不止一次地感叹，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式人物一去不复返则是更加值得惋惜的”。金先生的《知识论》和《论道》两部哲学著作以及金先生的一生，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哲学和哲学家的认识。他的学生王宪钧说，金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另一个学生胡世华说，金先生“本人就是他自己哲学的运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