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学术与政治之纠葛

　　学者每惋惜梁氏陷于污浊之政坛，不能专心致志从事学术创造。陈寅恪则对其志业具了解之同情，持论允当。陈氏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长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在儒家思想中，学术并非像西方一样，是一种知识的学问，而是一种行动的学问。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提升个人道德，并进而推己及人，促进社会道德、政治的和谐，便无价值可言。梁启超晚年说过，儒家道术千言万语，各种法门，最后归结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即专注重如何修养健全人格，人格到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因此，站在儒学境界中，学术与政治本是一件东西。所谓通儒，就是将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打通一片。

　　从1916年始，梁启超几度宣示脱离政坛。1920年开始其讲学生活，似与政治渐行渐远，也曾忏悔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然而，终其一生，对政治从未忘怀，也未彻底脱离。晚年专注讲学，用意不全在造就几个读书种子，实是效法宋明大儒，培育学行俱佳的门徒，造就未来能影响社会政治与思想的一股势力。事实上，梁氏虽然设帐清华，外界却一直以研究系党魁视之，而划入研究系的要角，如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无不与梁氏暗通消息。当大革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时，由于对国、共两党政见深为不满，梁启超已在酝酿重出政坛，只是因病重而未果。梁启超讲学的深层旨趣，借用钱穆的话说：便是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中西文化之选择

　　趣味至上的人生态度，定位于通儒的人生理想，游走于学政之间的人生轨迹，这些因素又和梁启超的文化选择相互牵引，加深了思想变动的复杂性。像他这样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他们本身继承的文化传统对其吸纳西学的深刻影响。

　　美国学者张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如果不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便很难真正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在相同境遇下的不同反应。早在梁启超系统接受西学之前，他已承受了晚清思想界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的薰陶，这些传统思想元素，在西学的关照下，或者被排斥，或者被改造，或者相互融合。这个过程实际不是单向的，西学思想元素也同时经受中学的检验，或排斥，或接纳，或相互融合。

　　此外，在20世纪初叶，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兴起了一股反思近代文明弊端的思潮，延续至今，便成为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传统。上述因素就加剧了文化选择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思想背景下，梁氏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思考，常随时代风潮而波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中西学在他身上的碰撞、交融，并非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样简单，反而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说梁启超流质易变，流质恰是其思想性格的譬喻，不当狭隘地认为是个人品性的缺陷。每读他《自励》第二首，总是忍不住在心里说：大丈夫当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