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对于那些在某一领域不可复得的卓异英才，陈寅恪的举荐更显得有点“奋不顾身”。

　　让我们先看看他向傅斯年推荐谢国桢的信：“顷有前清华研究院学生，现南开教员谢国桢来谈，以其所作晚明及清初史籍及党社始末等稿本，交弟阅看，始知其于此颇费力，搜集所关逸书遗事，颇为弟所不知者，而党社事尤关重要，将来所购之档案，其时代适在明末清初，与之相符合，或可以此人为助。此人固国民党，然曾在梁任公家教书，此节若就事论事，似亦不妨。目前因关于此时代稍有研究者不多，如用一普通之人，则时代背景不熟，必致与档案所载有关之书籍了无所知，考证整理，劳而少功，此节弟亦不执着，姑备一说于此，再暗中多觅相当之人以备选择，乞勿宣布。至要！至要！”

　　可以看出，他是从学术未来发展的眼光来作人才的挑选与举荐，因此，起点就显得高屋建瓴。另外，以学术为最终要旨的他，摒弃政见相异屏障，心态，也就显得更平和澹然；眼界，自然更高人一筹。特别是他从学术一脉相承的特点来考虑人才安置，既保证了学术质量与发展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又因不另起炉灶，节省了研究机构经济开支。当然，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学术大师，他坦言承认初出茅庐的学术新秀在某一领域远胜于己，让聚光灯照射在这位年轻学子身上。更令人感动的是，谢国桢其实并没有要求陈寅恪推荐自己，只是陈寅恪觉得确实人才难得，才暗中力荐，且力告傅斯年不可声张，其用心可谓良苦。

　　另一位他极力推荐的张荫麟，也体现了这种知人善用的可贵精神。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这评论出自是鹄的高悬的陈寅恪之口，确实前所未有。这也难怪，张荫麟在清华求学8年，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精深研究，尤深于史。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身在清华，高度关注学界的陈寅恪自然早将这位年轻才子纳入视野之中。所以，他对其学术风格了如指掌，而且对其将来史学界地位也作了准确预测：“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最后，他还郑重其事地声明：“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之友人之类也。”

　　或许，在别人看来，陈寅恪这种评论多少有点过誉，但是，若我们仔细研读张荫麟著作，同时，参考后世学界将张荫麟推崇为“梁任公第二人”的评论，就不得不承认陈寅恪的评论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