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王国维对胡适的心理震荡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氏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正使胡适感到了王国维的存在。王氏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独到的见识，是同代旧派学人所不曾达到的，也是新潮学界所不曾注意的。王国维仍保持着年轻时借助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的敏锐和好奇。

　　王国维所谈的三点都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文化意义上的问题。戴震在人们的共识中是大学问家。胡适认为在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是学问家，但他同时关注一位学问家的哲学思想。这说明他的思考不是单向的。戴震作为清代大学问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有十分引人注目的东西。他的一元论思想，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礼）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和学术，使他成为清学的一个高峰。小说《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的悲剧，更不可能知道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情结”，而王国维却在考虑一个比较文学上的问题。他熟悉古典戏曲，对中国戏剧舞台上那种虚拟的神似效果也十分清楚。戏剧舞台上一将几卒，摇旗挥刀，在锣鼓声中，走几个来回，便表示有千军万马。而西方的电影却不同，他们把千军万马真的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投入的实际情形很大，追求的是一种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这是在当时所谓的中西艺术的不同。王国维的这份关注是一般文人所不可能有的。作为一个在世人看来保守的旧学者，他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他的思想没有停滞，他对新知的追求没有停止。更何况在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又主动地向一位后生请教。

　　我们只有在王国维这样的大家身上看到如此的人文景观。

　　胡适不能不对王氏的问题投下相应的关注。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使他自1917年“暴得大名”之后，那一直处于巅峰状态的学者心理受到了一次意外的震荡，多年来他真正有了一次与学界高人交流的机会，并得到了一次学人少有的高峰体验。也使他进一步明白学术界同样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高山仰止。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未完）。

　　由此可见胡适敏于思，勤于学的学人精神。 作为老一代学人和“帝王之师”，王国维自然也懂得胡适在当今新派学界的地位和如日中天的社会影响。他更不能轻视胡适的存在。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

　　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