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父亲的辫子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人们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

　　父亲教我读四书

　　我到北平清华时，在民国十四年阴历十一月中旬，已入严冬季节，那时家中请了一位老师，专教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没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过后，父亲才准备了一部《孟子》，一部《论语》，开始自己教我念书。

　　每天下午两点，照规定是我到前边书房“上书”的时候，吃完饭，我就紧张了，上一天教过的新书还没有读熟，指定的一张大字没有写好，于是一面写字，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着、记着，到了两点，捧着书和字，战战兢兢地到了书房，一放下书，就背起来了，但很少是很顺利地背完那段书，有时忘了，就偷偷地看父亲一眼，希望他提我一句，只见他皱皱眉头，慢慢地提了我两个字，好容易拖拖拉拉地背完书，就要教新书了。有时连提几次都背不下来，就要来日连新教的一起背了。

　　父亲在讲书或听我背诵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读完了，接着是念《论语》，这可没有《孟子》那么有趣味了，读《孟子》好像读故事，比喻用得特别多，而且所用的那些比喻，连我这十三岁左右的孩子，都能体会到它的妙处。《论语》却不然，天天“子曰”“子曰”，所讲的都是为人的大道理，好像与我毫无关系似的。我很羡慕塾师教五弟读《左传》，可是我不敢向父亲说。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才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如何来接受及因应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丧葬事宜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虽已办好燕京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研究院的一个职员位置，因此就辍学了，四哥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六弟及松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太太)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最后的决定，是由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文章，这时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时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轻地把它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