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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到贡献：中国如何走进互联网标准制定核心圈

2026-04-29 中国教育网络

　　2026年3月14日至20日，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第125届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时隔十六年后，IETF会议再度选址中国大陆。

　　时间与地点的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隐喻。2010年，IETF第79届会议在北京举办，那是一次中国互联网社群在主场的隆重亮相，向世界集中展示了中国融入全球技术治理体系的意愿与热情。这些年来，互联网技术浪潮从移动互联奔涌至人工智能与算力网络，而中国参与互联网国际标准制定的故事，也早已翻开更为厚重的新篇章。

　　时代变换，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十六年来，中国力量在IETF这一全球互联网核心标准策源地的角色，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中国如何从早期规模微小的参与，成长为规则的共同塑造者？

　　答案，隐藏在跨越二十余年的参会名单、RFC文本、以及逐步深入核心领导层的名单之中。本文基于对IETF第59届至第124届中国参会数据的全景分析，结合组织治理突破与标准贡献，试图初步勾勒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标准制定的足迹。

拓荒者的星火

　　2005年8月的法国巴黎，IETF第63届会议的会场里，一片键盘敲击声。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的李国杰院士，首次置身于这个独特的场域。他后来在会议小结中写道：“这种以制定Internet新标准为目标的学术会议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与开放作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新鲜感很快被冷静的观察取代。他注意到，在开放的形式之下，IETF运作的深层逻辑高度依赖参与者的技术能力、社区声望以及对议事规则的熟练掌握。国外大公司在单个小组会上往往有十几个人，会前都做了充分准备，会上能有效推动讨论。“国内单个公司实力小，如何联合是今后必须考虑的战略问题。”这份写于2005年的小结，如同一枚时间胶囊，封存了中国互联网核心力量在闯入全球标准策源地之初的震撼与自省。

　　李国杰的观察，精准地映照了当时中国参与IETF的初始状态。在巴黎IETF63的名册上，来自中国大陆的参会者达到了36人，而在一年半之前（2004年2月），在韩国首尔（时称汉城）举行的IETF第59届会议上，这个数字是11人。这也是可查记录中，中国大陆参与者在IETF大会上的首次集体亮相。

　　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参会规模经历了快速增长，年度累计参会人次于2007年（第68～70届）达到了120人的第一个小高峰（如图1所示），但每届的参会人数依然只占总数的3%左右。这条早期曲线勾勒出“拓荒期”的模样：从零星亮相到初具规模，但整体仍处生态边缘。

图1 2004-2008年IETF中国大陆参会人次统计

　　尽管当时中国参与者在单次会议中的规模微小，但结构已现。分析这一时期持续参与（累计5次以上）的机构名单（见表1），一个清晰的多元格局已然显现：

表1 2004-2008年IETF中国大陆参会次数5次以上的单位

　　注：本文所有数据基于IETF官方参会名单统计。对于部分参会者可能填报多个所属单位的情况（如同时填报“清华大学”与“CERNET”），统计时按其填报的所有单位分别计数，以最大程度保留其身份与归属信息。此处理方式不影响对参与机构类型、长期趋势及格局演变的分析结论。

　　清华大学团队（CERNET团队）率先探路，承担着前沿追踪与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初始使命。产业界的力量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兴通讯组成，其中华为与清华并列，以14次的参会记录成为此阶段最活跃的参与者。互联网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与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者（CNNIC）的早期介入，则直接关联着全球最大规模网络的规划与治理需求。这几股性质各异但目标一致的力量，为中国深入IETF这个复杂的技术治理体系，奠定了最初的结构性基础。

　　当时，地理距离、高昂成本与陌生的议事规则都是天然的屏障。这些拓荒者们远渡重洋，目标朴素而明确：进入那些讨论互联网底层协议的会议室，去聆听、去提问、去努力理解这套基于“大致共识”和“运行代码”的独特文化。而李国杰院士提出的“联合”之问，则为更远的未来埋下了伏笔。

主场高光与沉淀

　　2009年7月，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了IETF第75届会议。这次会议中，中国大陆的单次参会人数首次突破了百人关口，达到102人，约占全球参会者的9.07%。这一次跨越式的增长，意味着中国力量的常态化参与规模，已经凭借互联网产业自身的内生动力，悄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真正的“高光时刻”在一年后到来。彼时，中国网民数量已达4.2亿，网站数量729万个，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扩张展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已真正成为互联网大国。同时，以中国大陆研究人员牵头发表的RFC数量达到了9篇，与之前历年发表的总和相当。2010年11月，由清华大学主办的IETF第79届会议在北京举行，将中国互联网的崛起以最盛大、最集中的方式展现在世界面前。会上共有375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参会者，约占全球参与总数（1207人）的三分之一。

　　会议主要推动者、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阐述了在北京举办这次会议的初衷：“我们要学习IETF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来为互联网的发展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清华大学李星教授则点明了参与的本质与紧迫性：“中国作为大国和网民最多的国家，如果不更加积极地参与IETF互联网标准制定工作，只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就无法在未来的技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动地位。”

　　对于许多中国参会者而言，IETF79是一次启蒙。互联网域名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ZDNS）现任首席科学家马迪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据他回忆，参加IETF79的经历点燃了他对互联网技术标准的热情：“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参会，持续关注并参与RPKI和DNS这两个技术方向的标准化工作。”

　　IETF79的辉煌，如同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和加速器，将中国参与IETF的热情与能见度推至顶峰。而更深远的影响，则在此后数年间逐步沉淀、显现。一个直接的体现是技术产出：此后的五年，中国主导的RFC年产出量稳定在十篇以上，实现了从规模参与到持续贡献的关键一跃。

　　IETF79后，中国的单届参会人数从375人的峰值回落，但并未退回原点。单届参会人数稳定在了百人规模，并从2013年起稳居全球参会人数前三。北京会议的高光时刻，最终沉淀为中国力量在国际标准舞台上常态化存在的坚实基础。而下一段故事，即将在更为复杂的深水区展开。

在规模稳态中塑造参与深度

　　当参会规模稳定在“百人俱乐部”，中国参与IETF的故事主线，便从引人注目的增长曲线，转向了静水流深的“深度剖面”。衡量参与度的标尺不再是“来了多少人”，而是“谁来了，做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后续的叙事，围绕着三个环环相扣的层面展开：参与主体的格局、在治理核心的地位，以及于技术领域的影响。

　　参与格局的演进

　　关于“深度”的故事，首先隐藏在参会规模二十年来的结构性演变之中。数量增加的背后，是一个参与主体日趋稳定、分工日益明确、且能持续吸纳新血的体系化过程。

　　在跨越二十余年的历程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以参与65届的纪录，近乎实现了“全勤”（见表2）。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移动（60次）、中兴（57次）、中国电信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均为52次）等长期参与者，构成了中国IETF参与版图上最深邃、最稳定的一笔。这种跨越经济周期与技术浪潮的、长达二十年的持续投入，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参与IETF，早已从早期少数先驱的探索，内化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主力军与顶尖学府的制度化行为。

表2 中国大陆IETF参会单位Top 10统计（第59-124届）

　　将参与者按机构类型拆解，同样可以观察到一条鲜明的演化路径。如图2所示，在2005年，研究型高校和设备与解决方案提供商是绝对主力，两者贡献了早期近90%的参与力量。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2010年IETF北京会议前后，互联网运营商的参与度快速提升，在2015年后逐渐与设备商并驾齐驱。这一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网络部署市场的内在逻辑：设备商需要将技术方案推向标准，而互联网运营商则需要将标准落地为可运营、可管理的网络。研究型机构与高校的占比则从主导地位逐渐回落，但持续稳定的参与（如清华、北邮）表明，其始终是顶尖标准人才的摇篮，为整个体系提供长期智力支撑。

注：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107届会议为线上举办且无相关统计数据，故此处仅统计108和109届会议数据。本统计不包括未明确标注所属单位的参会者数据。

图2 中国大陆IETF参会单位Top 10统计（第59-124届）

　　固有力量的强化之外，新鲜血液的持续注入亦不容忽视,之后的IETF迎来了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的参与。阿里巴巴自2015年起系统性地派出代表，至2026年初已累计参与25届；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也随之加入。虽然其总参会人次尚无法与传统主力相比，但它们自201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持续参与，标志着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互联网内生技术力量开始系统关注上游标准。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新型科研机构登场不过三年便占到近10%的份额。如中关村实验室自2022年成立以来便持续参与每一届IETF会议，不仅带来了顶尖的科研力量，也显示出参与互联网国际标准制定被纳入了科技任务的顶层视野。

　　时至今日，“参与IETF”的实践已植根于中国数字产业整体的发展脉络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布局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攀登治理阶梯与塑造技术议程的更高维度竞争，得以真正展开。

　　领导层席位的突破

　　在IETF，参与“深度”不仅体现在庞大的参会规模，更在于能否进入其核心决策圈，参与定义互联网的演进方向。

　　其中，一个关键标尺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委员会（IAB）的席位。作为IETF的顶层委员会，IAB的13名成员负责把握互联网的整体技术方向，能够当选是技术领导力与社群声望的集中体现。

　　中国力量在这一核心治理层的突破，始于2013年。当年，清华大学教授李星当选IAB委员，成为首位进入这一互联网顶层设计机构的中国大陆专家。此后，中国专家的席位实现了稳定延续：华为首席协议专家李振斌于2019年入选IAB，并连任四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姚健康博士于2020年入选，同样连任四届，并因在IAB的贡献于2024年获IETF杰出贡献奖；华为数据通信网络架构师吴钦则自2022年入选。

　　成为IAB成员并非象征性的荣誉，而是实质性的治理参与。例如，李星教授在IAB亲历了三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参与制定了确立“技术自愿采用”“自下而上的创新”“需要时才合作，有可能就竞争”等原则的《开放互联网宣言》；亲历“斯诺登事件”后IETF加速推动全网加密的技术伦理大辩论；以及完成将互联网核心资源管理权（IANA管理权）从美国政府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的历史性过渡。获得IAB席位，意味着在互联网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和核心规则制定中，拥有了发言权与表决权。

　　然而，IAB仅是治理金字塔的顶端之一。在更为庞大、作为RFC从讨论走向定稿的“枢纽”的IESG（互联网工程指导组）中，迄今尚无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员。在金字塔的基座——遍布具体技术领域的工作组（WG）中，中国专家的领导角色早已出现，如清华大学崔勇教授在2011年便当选IPv6过渡工作组softwire（该工作组现已完成使命）的主席，但从历史总况与分布广度来看，仍显局限。据2026年初的统计（如表3所示），在IETF当时全部134个正在进行的工作组中，由中国大陆专家担任主席或联合主席的工作组约有10个（如表3所示），且高度集中于华为一家公司，在运营商、高校等其他机构中鲜有分布。

表3 现阶段由中国大陆专家担任主席或联合主席的活跃工作组

注：本表仅呈现了现阶段（2026年初）的分布。实际上，中国专家担任工作组主席的历史更早，例如在已结束的IPv6过渡工作组（softwire）中，清华大学崔勇教授已于2011年担任主席。

　　正如李星教授所言，当前中国在互联网国际标准领域的参与，“量”已经有了，但“质”还有待提升，新一代专家应“力争做引领的事”。从IAB的持续席位到WG主席的零星分布，中国在IETF治理阶梯上的攀登，已完成了从无到有、从点到线的关键积累。但更复杂的挑战——赢得更广泛的社群信任，承担跨领域的协调职责，直至在全球互联网的技术治理中扮演引领角色——依然在前方。这份对“质”的追求，将最终决定庞大参与规模所能转化出的真实影响力。

　　技术议程的协同塑造

　　参与规模的扩大与治理席位的获取之外，在具体技术战场上的攻坚与制胜，进一步深化了参与的实效。互联网标准领域浩瀚如海，要清晰勾勒中国参与模式的演变，需要聚焦一条具体的技术脉络。而IPv6的发展，正是这样一条贯穿二十年、凝聚了从国家战略到产业实践多重努力的线索。它并非故事的全部，却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力量逐步走向联合，并共同塑造规则的宝贵切片。

　　早在本世纪初，面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浪潮，国家层面的布局便已开始。200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启动，核心成果是建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纯IPv6主干网CERNET2。

　　与CERNET2的建设同步，中国科研力量瞄准了下一代互联网的可信安全问题。2005年，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带领毕军教授等团队骨干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下一代互联网真实源地址验证体系结构（SAVA），这项成果于2008年被IETF确立为互联网核心标准RFC5210，并推动IETF成立了SAVI（真实源地址验证改进）工作组。历经十余年的研究与产业实践，中国团队解决了各类复杂场景下的接入验证难题，推动了多项标准诞生，并在真实网络中实现了大规模部署应用。

　　然而，对于源地址验证体系下一步针对“域内”和“域间”的验证，IETF一直没有成立相关的工作组。而2022年的俄乌冲突使得国际社会对“源地址伪造”等网络安全挑战的共识空前增强，国际互联网界迅速认识到，“域内”与“域间”的验证问题不是哪一国独有的，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随后，在极短时间内，IETF批准成立了SAVNET（互联网自治域内和自治域间源地址验证技术）工作组。该工作组致力于解决互联网“域内”和“域间”验证问题，这一事例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互联网技术研究人员的全球视野与技术战略远见。

　　而面对IPv4向IPv6过渡的全球性难题，以清华大学李星教授团队为代表的研究力量，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IVI无状态翻译过渡技术。同样，该研究在国家推动IPv6规模部署和应用的过程中，走向了以标准与产业化为目标的协同。该技术最终形成由清华大学主导，联合中国电信、华为、中兴、中国信通院和思科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的“RFC6052、RFC6145、RFC7599、RFC7915”等国际IPv6技术创新IETF RFC标准10项，目前已经成为现代操作系统（Linux、MacOS、Andriod、iOS、鸿蒙等）的标准配置。

　　当IPv6网络实现“通路”并规模就绪后，产业界的前沿需求指向了如何让这条“路”更智能、高效，以承载5G、算力网络等新业务。在应对SRv6的报文开销这一全球瓶颈时，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运营商基于其超大规模网络的迫切需求，定义了核心问题并主导提案；设备商（如华为、新华三）则贡献了各自的关键技术思路与工程实现方案。当然，标准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国内业界也曾同时存在多种技术路线的激烈竞争。而正是在这种充分碰撞的过程中，国内多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运营商和企业围绕同一技术命题展开角逐，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统一提案（G-SRv6），并凭借其完整性与可行性赢得了IETF相关工作组的大致共识，推动其成为RFC9800。

　　纵观从早期的SAVI技术和IVI过渡技术创新攻关、到IPv6规模部署、再到SRv6性能优化和SAVNET工作组成立的历程，恰好为李国杰院士当年“若国家没有顶层谋划，国内各有关单位、尤其科研单位若与大企业没有积极合作，企业之间没有积极合作，要在这种场合通过一项标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一思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注脚。从IPv6的规模部署和应用中，能清晰看到“国家顶层谋划”所提供的决定性推力与市场牵引；从这些标准的成功中，可以看到“科研单位与大企业积极合作”的早期雏形与成效；而在SRv6的国际标准博弈中，则充分体现了在明确目标下，企业如何通过技术竞争、深度讨论与方案整合，最终形成能够代表产业最佳实践、并获得国际社群广泛认可的技术提案。

结语

　　2026年3月的深圳，IETF第125届会议汇集了全球1700余名参会者，创下亚太地区近二十四年的规模之最；其中，中国参会者达610余人，在主场效应下，参与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六百余人中，有60位来自全国高校、通过“菁才计划”踏上国际舞台的青年学生。这项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清华大学、华为、中兴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人才资助计划，本身便是“产学研”协同推进的缩影，旨在系统性培养熟悉规则、敢于发声的下一代。

　　当然，若将视野拉长，便会发现“参与规模”的增加本身，已不再是这故事最动人的章节。从2004年IETF59的11位参会者，到2010年北京主场的高光亮相，再到此后十余年的静水深流，中国力量在IETF的足迹，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破冰”到“深耕”的发展曲线。这条曲线的背后，是参与格局已发展为“产学研用”的体系化协同、治理角色进入核心架构委员会（IAB）的突破，更是进行技术贡献时的联合。展望未来，下一阶段的参与命题也随之清晰：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技术模式因人工智能而加速洗牌的变局中，如何以更扎实的技术贡献赢得治理层面的信任，在关键前沿承担更核心的引领责任，并将开放、协作的IETF精神，更深地融入本土的创新文化之中。

关于数据统计范围的说明

　　本文所分析的“中国参与IETF会议”数据，其统计核心是“中国大陆机构与个人”的参会情况，具体遵循以下原则：

　　时间分段与依据：

　　IETF第72届至第124届：统计依据为IETF官方参会者名单（Attendees/Participant List）中，个人自行选择的归属地为“CN”的条目。此部分数据精准，反映了参会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IETF第59届至第71届：早期名单未显示参会者归属地信息。统计依据为：参会者所属单位（Organization）明确为中国大陆境内实体（如清华大学、中国电信等），且其姓名特征可明确指向为华人。此部分数据为推断统计。

　　关键排除原则（贯穿全部数据）：

　　无论任何时期，对于中国大陆机构的海外分支（如“Huawei USA”、“Futurewei TechnologiesInc.”、“ZTE USA”等）的雇员，即使其姓名为中文拼音，也均未计入本次统计。此举是为了确保数据始终反映的是“从中国大陆出发”的参与行为，与后期基于“CN”归属地的统计逻辑保持一致，避免因公司全球化布局带来的干扰。

　　统计局限性：

　　受限于早期数据，第59-71届的统计存在一定误差可能，如可能遗漏了少数就职于海外机构的大陆籍专家，或误将少数就职于大陆机构的外籍华裔专家计入。但此误差对整体长期趋势的判断影响微弱。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2026年2-3月刊

　　作者：胡暄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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