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研究是一片“蓝海”

　　在科学界，对于此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归属有不同声音。对此，伊鸣分析称，之所以有争议，可能是因为3位科学家对于空间认知的发现更多只是解释机制，还没有解决临床问题。此外，获奖成果更多针对空间行为和空间探索，相比于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等一些改变生物学进程的科学成果，影响范围确实比较局限。

　　“但不能否认，3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实是整个认知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而包括空间认知在内的神经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回答精神活动的生物学基础。”伊鸣说。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研究室研究员刘少君表示，神经科学涉及学习、记忆、认知、决策、语言、情感等多种高级脑活动，又与运动、感觉、内脏调节等个体的生存密切关联。不仅如此，神经科学研究还包含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和治疗，脑和脊髓创伤的修复，以及上述脑功能相关神经环路等。神经科学是当今最复杂的研究领域，也是最具突破前景的科学领域。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至今的114年间，已有25个年度授予了48位神经科学家；而今年，诺贝尔奖又第一次授予大脑空间认知领域研究。

　　“当前一些基于动物研究的核心理论已经在人类身上被证实，例如，近期采用大脑成像技术研究以及对接受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位置细胞’与‘网格细胞’同样存在于人类大脑中。因此，对于大脑定位系统的了解或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某些疾病中空间记忆缺失的具体机制。”伊鸣说，但客观而言，要真正将理论转化为技术，还有一段路要走。

　　记者手记

　　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差距在哪里

　　最近20年，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世人瞩目的进步，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原因包括科研投入少、科学管理理念落后、评价机制不科学、一些科学家缺乏勇于创新的勇气和毅力不足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专家坦言，虽然我国也有一批顶级神经科学专家，但“独木难成林”。而国外神经科学研究梯队呈现金字塔状态，基础雄厚，佼佼者往往是通过充分竞争产生的。

　　在空间认知领域，我国的研究人员更少。专家表示，认知过程的本质是一个“主观”的过程，而科学的标准恰恰是“客观”，因此国内学界更倾向于“客观”的科学研究，再加上国内以SCI论文数和“影响因子”为主要衡量指标的评判标准，限制了学者创新研究的热情。

　　如果以论文数和影响因子作为评判标准，奥基夫肯定不算成功者，他平均一年产出一篇论文，且并非全部发表在顶级杂志上，但他的工作直接创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且每篇文章都解决了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专家直言，如果国外一有突破、一有人获得诺奖我们就去追随，那我们的科研步伐将永远步人后尘，还会给自己戴上“紧箍咒”。应着眼于我国神经科学的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探索前人未涉的科学领域。

　　采访中，首都医科大学北京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神经生物学系徐群渊教授对记者说，脑科学研究水平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目前，欧美各国已相继制订今后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脑科学研究计划，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创新性的神经科学技术研发。中国脑科学研究计划也即将出炉，我国具有丰富的临床病例资源，以脑重大疾病为切入点来探索人脑奥秘应该是制订脑研究计划的一个思路，即在注重基础研究的同时，应注重重大脑疾病的防治技术研发，集中力量攻关。

　　在记者采访中，伊鸣忆起奥基夫曾送给他的一句话：“不要想做什么能得诺贝尔奖、什么好发文章就做什么，而是对什么感兴趣就做什么，并且坚持。”这值得我国科研人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