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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少搞点、多分享他国成果”行不通

　　如果基础研究薄弱，就很难正确研判他人的科学成果，技术创新也只能步人后尘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一种观点：既然“科学无国界”“知识可共享”，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少搞点基础研究、多分享国外同行的成果，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技术研发？

　　“这种说法貌似可行，实则走不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冰指出，只有对基础研究成果有准确、深入的理解，才谈得上从事下游的技术研发。“如果自己的基础研究很薄弱，会导致对他人的科学成果理解不足。即便是在应用领域，也常常不能意识到国际上发表的哪些科学结论可以用于技术研发。”

　　他告诉记者，由于基础研究的前沿性，国际上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相当一部分会有或多或少的错误或偏差。“如果基础研究薄弱，就无法有效对此进行评判。如果不能判断国外同行成果的正确性，常常会导致应用研究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如果等到大家都公认了其正确性再去搞研发，应用研究在竞争中就会落后。”

　　“对于基础研究的产出分析，不能说‘你做我分享’。”徐旭东分析说，基础研究产生的首先是知识，而知识不完全是能用文字表达的，除了可以用文字描述的，还有许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有亲自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才能理解‘只可意会’的部分，从而全面认识、真正理解其成果。”

　　“另一方面，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联系日益紧密、成果转化步伐明显加快的今天，如果科学家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能有用’，在论文发表之前可能就开始实用性研发了。等他们做出来之后，你再去理解、组织队伍、申请立项，结果只能步人后尘，重蹈跟踪模仿的覆辙。”徐旭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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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争到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到10%

　　合理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引导大型央企承担职责

　　“适当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程津培认为，在研发总投入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三者比较合理的比例是1∶1∶3。这一数据是综合研究了世界上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规律得出的，中国要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很难脱离这一规律。“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到2020年把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增加到10%，是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

　　增加的钱从哪里来？专家们指出，一是财政投入，二是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

　　“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有很大的优化调整空间。”程津培指出，201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中央财政科技总支出的比例约为15%，而美国在2000年—2009年间的平均占比为36.5%，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也基本在30%—50%，有的甚至更高。曾参与《规划纲要》调研的程津培说：“当时形成的研究报告里针对基础研究投入提出了具体目标，即‘到2015年，使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中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尽快到达20%。’”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基础研究投入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中的比重仅占1.5%，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水平，提升的空间很大。

　　在企业方面，发达国家企业投入占全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一般都超过20%，韩国的这一比例则超过50%。反观我国，2011年这一比例还不到2%。

　　程津培指出，目前许多国内企业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全是科研院所与大学的任务。“其实，如果企业不具备一定基础研究水平，很难承接实验室里产出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程津培和徐旭东认为，无论是从企业性质还是经济实力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投入基础研究。

　　“遗憾的是，在现行的考核体系中，他们还缺乏这样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