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先锋道路：大学的文化使命

　　回到母校的余华，仿佛穿越到20多年前那段青春岁月，话语中不无大学男生的顽皮：“看到台上有莫言的签名，我想起以前模仿过他的签名，他的签名其实很好模仿，20多年前，在我们都是童老师学生的时候就很熟悉，但现在已经忘了怎么写。”

　　他回忆起多年前的校园往事仍津津有味：“我想起1991年初，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的那天，正是我们毕业的日子。童老师专门给我们致辞，现在在这里的只有我和莫言，别的同学都没来。很荣幸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成为童老师的学生，那时我们有点胡作非为，因为童老师罩着我们，我们有很多故事。而且，我跟莫言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他所有的毛病我全知道，我所有的毛病他也全知道，但是我们都不说。”

　　当然，他也抑制不住对母校的“撒娇”：“1991年毕业以后我回到浙江，在嘉兴市文联工作，当时嘉兴市文联有一个内部刊物，要提拔我当副主编，但是需要政审。虽然我们这个班是和鲁迅文学院合办，但我们的档案在北师大。政调函寄到学校，等了半年后回信‘查无此人’，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官的机会就这样没有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简历里面写北师大毕业。之后，记得有一年北师大搞校友活动，也邀请了莫言和我，我跟莫言通电话说，你真是厚颜无耻，还真认为自己是北师大的校友呀。后来，我听说莫言在那个会上，面对北师大上千学生，建议把我从北师大校友录里永远开除出去，下面掌声雷动。那天莫言说的话我全知道。但是，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正式承认我是北师大的校友，因为童老师拿来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这就铁证如山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在简历里边写我是北师大的硕士。”

　　对于有着《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余华来说，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所说：“(他的)这些小说有着广大而深刻的影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余华先生也获得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国际文学奖，是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如今，北京师范大学成了余华这个“中国形象符号”生命中一个抹不去的印记。

　　参与余华入校仪式的文学同行们，对其在文学中的成长和影响进行了梳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中国文学的冲击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莫言和马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余华、苏童、格非甚至孙甘露，还有北村。”

　　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从文学史角度对余华及其代表的“先锋的道路”进行了阐述：“先锋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路。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30多年的文学，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班主任》甚至到张贤亮的很多作品，是一个体制意义上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开启变革的道路是1985年前后，就是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登上历史舞台之际。1988年《钟山》和《文学评论》杂志联合召开了一个会议，正式提出先锋派的概念，主要是指1985年崛起的，后来在批评界比较固定的是指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批人。从新潮文学、先锋文学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上了变革的道路。”

　　由于莫言和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标志性身份和北京师范大学一次次责无旁贷地承担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化影响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