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虽然交往有限，但家族的纽带联系和同处文教圈的亲近感，让钱易对堂兄的许多传奇都了然于心。这些传奇中，钱伟长的“弃文就理”让钱易感触颇深。

　　钱伟长上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当时陈寅恪教授希望他读历史，杨树达教授希望他学文学，但钱伟长却向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读物理系。“吴有训教授劝他还是学文好，学文也可以救国，但伟长哥哥很坚持，吴有训教授最后作了让步，让他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有一门不到70分就不行，最后伟长哥哥都合格了，成功进入物理系。”

　　“这一切，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钱易先生说。前几天钱易先生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陕西有个叫孙见坤的学生，自愿研究国学，参加了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前后有8位教授面试他，都同意吸收，但高考下来，距离陕西省的一本线差了6分，但复旦仍然将他纳入今年录取的特殊考生之列。然而，陕西省招生办却认为他不符合投档条件，即使面试过孙见坤的8位教授联名写信要求破格录取，复旦大学校领导也在信上签字，但陕西省招生办公室还是不同意，孙见坤最后被录到了山西大学法学院。“现在这个做法，与当年钱伟长先生在清华的经历一比，说明还是当时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系统比较开放。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很多规定，不一定是科学合理的，现在的教育体系上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钱易先生说。

　　“三钱”之中，钱学森和钱伟长在晚年尤为关注教育，钱伟长古稀之年执掌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前身之一），进行了大胆改革，而钱学森的“钱学森之问”，则至今仍在深刻拷问着这个时代。

　　钱易说，她也时时在思考“钱学森之问”。“回顾清华的历史，可以列出很多文科和理工科方面的大家，但现在这样高水平的人物已经不多了。现在可以列出来很多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但跟那个时代的大师比，还是差了一个档次。我也在反思，为什么现在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

　　钱易认为，当下学风比较浮躁，教学方式、绩效评估体系不太科学，行政化影响也很大，“部里的一个处长，对项目申报、评奖等能起到很大作用。这些都需要改革。”至于评估体系，“我们希望不要拘泥于发表多少文章，而要鼓励独立思考，一个方面有独到之处就可以了。追求文章多不是正确的评估标准，反而可能造成年轻人出现抄袭现象。”

　　钱易说，父亲钱穆在做小学、中学教师时，对于学术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所以才坚持自学，研究学术，经18年努力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那时候并无考核，完全是出于对研究的热爱”。而堂兄钱伟长，在上大学时毫无基础的情况下转学物理，竟然也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在，我们中国这么多人，科技投入这么大，学术研究还难在世界上占到一席之地。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大师，父兄们的成长之路，有太多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地方。”（记者 叶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