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成行政权力染指学术的缩影

　　学报期刊上出现一些含有水分的文章，在外界看来通常是“学报审稿不严”，甚至认为期刊把刊登论文当作创收和谋利手段，才导致被刊发出来的低劣论文层出不穷。

　　王亚范向透露，高校学报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教授原本“基础不怎么样”，但评审时间快到了，急于出论文成果，于是期刊只好“放放水”；有的老教师都要退休了还没评上教授，教学水平还行，但论文“拼了大力气”才完成，而且选题和质量都“不怎么样”，这种“个别情况”期刊也得“照顾照顾”。

　　事实上，“照顾”最多的却还是那些行政领导干部。湖北某重点高校编辑部的老师说，在当今大学，学者们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可以获得一定的行政权力，即“学而优则仕”；而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官员，也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权力和各种资源，获取学术声望来稳定并提升自己拥有的行政权力，即“官大学问大”。

　　这一点在高校学报阵地尤为明显，《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就曾以“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为题做过这样的论述：长期以来，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被定义为主办单位（高校或院所）科研的窗口，是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在民间，它则被称作是本单位教授、副教授的摇篮。

　　更进一步说：从经营运行来看，高校学报只是一个发表论文的机器，一些高校领导和关系户优先开采学报资源，通过这条内部生产线，实现论文的流水发表。

　　本是学者交流平台的学术期刊，近年来却出现了不少“非学者”的身影。“发论文的不仅仅是教授，有的是企业的、事业单位的、搞行政的等等，但他们都不是教师。”王亚范说，这些“非学者”往往为了职称评定就会加入“攒论文”的行列。

　　高校学报变成高校行政权力的寻租之地，学报交易的情景成为行政权力染指学术的一个典型缩影。

　　究其原因，王亚范告诉，学报作为学校的行政部门，人、财、物权都是由学校的相关部门掌控，自身没有决定自主权。这就导致了学报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学报都成为本校教师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留地”。

　　不解决学术独立性，就没法谈期刊独立性

　　也有人将矛头指向学术评价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的失当，使得高校社科学报走上“重量轻质”的道路。王亚范就向举了个例子：“听说一位教授在3年内没有在一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到五篇，就不会被某校继续聘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些年见诸报端的也不少。用王亚范的话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每个被冠以专家身份的人都在呼吁评价体系要改变，但为何那么难改呢？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是：在专家身份的背后，不少人在现实中还有行政领导的头衔。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熊丙奇给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逻辑——

　　学报异化的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高校行政化。他表示，目前的社科学报考核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化的评价方式，论文数量、SSCI引用等等，这种急功近利的考核方式只是方便了考核一方即手握行政权力的人，而从中受益的同样是这一拨人。因此，要改变这种评价方式，就必须从行政管理方开刀。

　　“学报异化的问题在于，大学都不是独立的，没有真正的学术自治，那你怎么推进学校内部的机构摆脱行政的干扰？”熊丙奇告诉，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学报期刊让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去办，以保持其独立性。

　　这一点可以用教育部在“名刊工程”上的尝试为例。在王亚范看来，该工程的推出，是想通过评比建设一批名刊，带动整体学报的发展。但是，由于评比的要求条件较高，追求大而强，不少地方院校学报认为“距离较远而缺乏信心”，因此难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实施，对改变学报的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只能影响到少数高校学报，主要是名校学报。而绝大多数学报依然故我，看不出明显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其多数名刊都被部属院校学报所占据。

　　正如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所说的，为什么明显不合理的评价制度可以通行无阻？因为中国的学术权力并不在学术共同体手中，而在相应的行政机关掌握中。所以，要打破这个学术习惯，则需要学术权力向学术共同体回归，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邱晨辉 实习生饶懿 魏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