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系数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对此次国外学者利用中国儿童试验黄金大米的效果大感愤怒，其根本原因在于，黄金大米是一种典型的转基因食品，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否一直是业内长期争议不休的话题。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俞强认为，转基因就是把一些对人类健康有用的基因和抗病虫害等基因转入到一个原来没有这些基因的生物体中，让这个生物体对人类更有益。

　　俞强说，转基因的基本原理和我们熟悉的“杂交水稻和杂交水果”差不多，都是在原来的植物中“杂入”其他生物（多数是植物）的基因DNA，只不过是比“杂交植物”更准确定向地、更具选择性地“杂入”人们用试验证明过的、有效安全的（安全是相对的）基因DNA。如果经过大量和长期的试验检验后，证明其没有安全问题，将会逐步取代现在传统的“杂交”技术用以改造农业产品。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曾庆平也认为，至于安全性，没有转基因食物是绝对安全的道理，正如没有药物是绝对安全一样。转基因食品目前上市的还只有食用油等少量品种，至今未发现任何问题。只要科学家认为对人类有利，理论上可以转入任何一个基因。

　　俞强还表示，黄金大米的风险并不比很多儿童药物的风险高。从现有的理论和试验数据来说，黄金大米比许多药物要安全得多。所有儿童药物都需要在儿童体内作试验。听起来有点可怕，但为了治疗儿童疾病、挽救更多儿童的生命，这么做仍是目前的必要途径。黄金大米没必要作为大众食物，但作为治疗维生素Ａ缺乏的病人，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植物药”。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做客科学网访谈时也表示，这项测试的目的明确，科研设计合理，试验结果也达到了预期目的，从科学角度看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也不存在追究责任的问题。

　　李连达介绍，试验中的黄金大米不是药品，也不是普通食品，应属保健食品范畴，可定为“强化食品”，其与普通大米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只是β-胡萝卜素含量稍高，不含有毒有害物质，不会引起化学性中毒、急性中毒或慢性蓄积性中毒。至于转基因大米是否安全，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在这一试验中，受试儿童摄入量为普通大米的食入量，食入周期为35天，非长期大剂量食入，达不到中毒量，不会发生急性中毒、慢性蓄积性中毒。

　　王铮则认为，单纯从转基因的安全性来说，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而从目前国外的论文来看，一些做过转基因试验的小动物，已经出现了脱毛等一些变异现象，值得警惕。因此，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仍然有待证明。

　　王铮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一个自然物种的产生和完善，往往历经几个世代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转基因食品的诞生和研发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连一代人都没有经过考验”，因此其是否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危害，应该保持继续观望的态度，现在不应急于发展和大力推广转基因技术。

　　王铮还表示，从目前农户和学术界的反映来看，转基因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目前已经出现很多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农作物，其抗药性越来越强，需要重剂量的杀虫剂。而这些杀虫剂往往将农作物周边的其他生物全部杀死，对于自然界原有生态造成重大影响。另外一个则是对于基因的影响，转基因作物是对物种本身的基因进行强行改变，可能造成基因变异，由此发生的危险难以估计。

　　海外学者、沈阳大学教授喻海良也表示，他并不反对把转基因研究用在动物方面，但用在人身上则欠妥。“很多东西都是一个积累的作用，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对儿童生育的影响，如果10年、20年以后他们不能生育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喻海良还担心，转基因大米如果有一天被广泛推广，有没有可能像外来物种一样，由于缺少天敌而肆无忌惮地生长，从而影响自然生物链。

　　呼吁科学伦理立法

　　在争论转基因作物、黄金大米安全性的同时，多名业内学者也对这次事件中科研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用儿童作人体试验，违背了基本的社会道德，应该予以严惩。我国在科学伦理方面的立法应该加强。

　　王铮表示，如果真的存在研究人员使用小学生作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则研究人员在科学伦理方面有严重缺失。事实上，尽管在一些新药开发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人体试验者，但王铮表示两者性质截然不同。药物或者其他产品的试验者往往是成年人，并且在之前已经了解药物的情况，且这些产品往往经历了动物试验的阶段，安全性有一定的保证。而黄金大米之前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动物试验阶段，安全性存在问题，可能影响孩子的基因发育。

　　喻海良表示，现在生命医学方面的研究如火如荼，然而即使是使用小白鼠作试验，在国外也要经过严格的申请。对动物如此，对人类的试验申请控制得更加严格。“这次行为到底是一场‘纯科学研究’，还是一些机构为了科研而与国内某些地方的‘利益交换’，需要搞清楚。”

　　王铮介绍，科学伦理则涉及三方面问题：第一是确定“以人为本”，即科学要维护人的利益，要以不伤害人的存在为前提；第二是如何“各得其所”地确定个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科学家和公民要各得其所，不能因为科学家的利益或者科学兴趣而伤害社会以及对自然造成破坏；第三是职业道德，主要是指科学家应该把科学的危害忠实地告诉公众。

　　王铮进一步表示，目前国家对于科学家及科研行为的道德规范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缺乏具体的执行条例。在科学伦理方面，他呼吁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立法，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是违反科学伦理应进行明确规定，并制定详细的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