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何在？

　　钱颖一：“短期功利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教授的两个EMBA班做对比，一个是中文班（基本上都是中国学生），一个是国际班（大多数是外国学生）。两个班学生提问的问题类型很不一样。中文班的学生关心的都是当前的企业问题、行业问题、刚刚发生的或者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国际班的学生更多地是对你讲课的内容进行追问、挑战。前者关注的是实际问题（practical problems），后者关注的是思维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s）。这就是不同。

　　我在听取本科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会听到一些学生抱怨有些课对找实习单位或找工作没有用，比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哲学伦理等课程。他们希望学院多开和早开一些对找工作立即有用的课，比如会计、金融等。

　　记者：不过，与管理教育相关性很大的经济学，本身就与功利主义息息相关。

　　钱颖一：是的。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基础之上的。功利主义在中文中具有贬义，但在英文语境里比较中性。作为一种哲学，我们不能批判功利主义。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是“短期功利主义”盛行。

　　高盛集团在北京招人时，向来面试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当利率变化的时候，某种证券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他们在纽约招人时，不太会问金融、会计方面的问题，往往会问与历史、哲学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与应试者探讨关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前者，他们是招聘技术人才，而后者，是招聘未来要培养的领导者。这是在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定位。

　　记者：教育中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是否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分不开？教育毕竟不处于真空环境。

　　钱颖一：教育既反映社会，又服务社会，还受制于整个社会环境。而我们目前大环境就是短期功利主义。比如，我们追求当年GDP、喜欢引用增长数据，但是不会讲数据背后的故事，仿佛数据本身就是目标。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你的解读方式是什么？实现这些数据的背后，我们牺牲了什么，付出的长期成本又是什么？我们不去深究。

　　记者：对教育的评价、教育者的评价，是否也有这种短期功利主义倾向，进而影响了教育者的教育教学？

　　钱颖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从事的是创造性、思想性的工作，不是流水线上或程序化很强的工作，也不是容易度量其质量的工作。因此，不能用计件制、记工分等通行办法来评价、考核教师，否则容易导致数论文篇数、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大都是采用计件制、记工分制的教师薪酬制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清华经管学院从2009开始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这个改革要着眼于“大学”、“教师”、“创造性工作”这三点重要特征。正是为了给教师创造有长远打算的空间，我们对教师的科研评价由原来的一年一评，变成三年一评，由原来的计件制，改为年薪制。

　　记者；这些年，您比较关注通识教育，在很多场合都有提及，这是不是也是对抗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举措？

　　钱颖一：现在的一些通识教育也很急功近利。我一直认为，通识教育不是为了简单地扩大知识面和增加知识，不是为专业知识打基础，也不是作为专业的补充，而是为人的一生做准备。所以，通识教育比专业教育更注重长远。

　　我在2011年发表的《论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一文中强调，通识教育是融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获取为一体的教育体系。价值塑造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诚实、诚信、正直、宽容的人格养成；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生目标。在能力培养方面，要特别强调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三种能力。好奇心是驱动人类发现的原始动力；想象力是超越现有的知识和框架；而批判性思维则是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并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做出新判断。而核心知识的获取既有历史知识也有现代知识，既包括中国的知识也包括世界的知识，既涵盖文科知识也涵盖理科知识。这一理念也与清华的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的传统相一致。

　　从根本上说，如果把学校的功能仅仅理解为知识传授，那就偏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人才培养，一些人理解为落脚点是“才”，而我认为首先是“人”。

　　记者：您曾经在2012年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开学典礼上做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演讲，您怎样理解“有用”与“无用”？

　　钱颖一：我们身处一个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人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这里的“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有用，是短期的有用，而非长远的有用。有趣的是，当我与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和新近的毕业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当时看上去“无用”，但后来长期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乔布斯曾经这样反思他在大学时上的一门美术字的课，这对他后来发明电脑上的字体很有影响：“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清楚和显然。”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在2009年秋季学期推出了以“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为理念的新的本科培养方案。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中有一门叫“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很有意义。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学院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

　　人们习惯于把教育等同于知识传授，把学习等价于知识获取。而我更提倡学会思考重于学会知识。

　　记者：我听说，去年夏天您为被经管学院录取的所有本科新生推荐了暑期书单，出于何种考虑？书单包括什么？

　　钱颖一：这份书单有10本书，包括：《魔鬼经济学》、《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哲学的思与惑》、《科学哲学》、《回归大学之道》、《史蒂夫·乔布斯传》、《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学记》、《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闲访谈录》，以及《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读书可以启发思路，扩展思想，引导思考。读书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读书的过程也可以帮助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比如《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这本书，它是一个外国人写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书中描述的事情大都是我们中国学生所熟悉的，但是他的观察角度，他所描写的感受，却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对同一事件有不同角度的分析，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