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

　　变的是中国，不是我

　　科学研究之外，饶毅也在诸多领域中为众人所知，比如科普、科研体制的批评和改革等。在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礼上，获奖者饶毅表示“近年来，中国科学界的批评环境正在逐渐变化。”

　　北京晨报：饶毅教授向来以敢直言闻名，但有说法称饶教授在回国前更敢说，而回国后下手有了分寸。能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

　　饶毅：事实上没有这个变化，而且有时候可能更严厉。真正有变化的是中国。比如2004年，在《自然》增刊，我和鲁白、邹承鲁写过批评科技体制的文章，结果该刊在国内未能发行，而回国工作几年后的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写了英文社论，仍然是批评，该文出来后，科技部检讨了自身的问题。可见，有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我。

　　北京晨报：您在这么紧张的科研时间中，为什么舍得花费精力做科普呢？

　　饶毅：一方面我工作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实验科学，我做研究生和博士后期间自己都得做实验。我从32岁做助理教授有了自己实验室以后，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我自己做实验的能力较差，一般学生比我做得好，我做得越多反而进展越慢，所以我只参与实验设计、讨论和理解结果、修改文章。时间有了富裕，就想找些事情做。那时候，我觉得科学很好玩、值得分享，最早是给同学和朋友的父母讲，告诉他们其孩子都做了什么事情，慢慢地我觉得只给一两个人讲不如写出来给更多的读者，也许影响其他人的科学兴趣。

　　北京晨报：不少人习惯性将施一公先生和饶毅先生作对比，认为这两个人看上去肩膀一般齐，但在动态中，饶毅教授更全面一些，或者更好一些，至少一部分人这样认为。但是施一公先生最近又获得了某一个奖项。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丝哪怕是一丝不快、一丝不悦、一丝想不开？

　　饶毅：我很喜欢有不同特点的朋友。而且我明确知道其他朋友哪些方面比我强，还不是强一点。施一公数学比我好很多，记忆力比我好，他走在街上后对所有车牌号码都能过目不忘。他不仅有很突出的个人特长，他还是中国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家。他有很多优点，朋友得到东西我只会高兴，不会不高兴。

　　实际上问题的提出本身可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中国文化习俗。中国文化中，越近的人竞争越强，人们很容易相互嫉妒，所以中国社会凝聚力很弱，西方的习惯是越近的人会越觉得可以是朋友。我们这种近距离妒忌造成的结果是内部关系很差，对外却很弱。这是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性问题，为了中国进步和发展，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文化。

　　深度对话

　　方舟子：

　　希望更多人做科普

　　新语丝科学精神奖已经举办了两届，两次都颁给长期以来从事科学普及、反对伪科学等工作的学者，对此，方舟子说：“当初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这个奖，鼓励更多的人从事科普工作。”

　　北京晨报：设立这个奖的目的是什么？

　　方舟子：科学精神奖是为了奖励那些帮助公众理解科学、了解科学常识，弘扬科学精神的人。

　　北京晨报：对于评选的对象有什么要求呢？

　　方舟子：评选的对象包括各界人士，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界，实际上，媒体、科学家、科普工作者等等诸多方面的人都在评选范围中，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比如去年颁给何祚庥，就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在反对伪科学、揭露邪教、假气功等等方面做出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今年选择饶毅，则是因为他在反对学术腐败、促进科研体制改革、普及现代生物学知识上的贡献。

　　北京晨报：奖项评选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方舟子：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新语丝网站上发布一个公告，让大家推举科学精神奖的候选人，最后的评选则主要是由新语丝的编委共同讨论、投票，由此产生结果。每年只评选一位获奖者。

　　北京晨报：当前国内关于科普的奖项情况如何？

　　方舟子：民间的科普奖似乎没有，官方的有不少，这些年来，也一直有科普奖将我列入候选人，并且问我是否会去领奖，我都拒绝了，原因在于，我觉得其中有些被提名的人，其实他们做的工作并非是科普，甚至恰恰相反，是在宣传伪科学的东西，因此，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

　　北京晨报：那么，新语丝的这个科学精神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方舟子：首先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奖，鼓励各界人士从事科普工作。今天我们的科普工作还远远不够，并且其中也有不少以科普为名却宣扬伪科学的东西，因此，科普工作仍旧是任重道远。其次，每年的颁奖典礼其实也是一次科普活动，因为每次颁奖，我们都会请获奖者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并非学术报告，而是针对普通人的一次科学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