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白志鹏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实际上，PM2.5浓度值不完全反映健康效应。如化学材料燃烧产生的PM2.5毒性最大，自然燃料产生的毒性相对小。因此，机动车产生的PM2.5毒性大，基本上是燃煤产生的PM2.5毒性的3到5倍以上。PM2.5成分不同导致健康效应也不同。

　　白志鹏还表示，PM2.5健康效应，还与人的暴露情况有关。但是，目前我国研究颗粒物对人健康影响时，较多考虑的是颗粒物质量和浓度，“还走不到那一步”。

　　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污染的空气被确认为“一类致癌物”。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孝炎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PM2.5标准，是根据美国6大城市和欧洲研究总结出来的。他们是在PM2.5最高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的。但在我国空气高污染情况下，公众健康的风险系数究竟如何？我国空气污染健康危害是否存在区域特征？长期在较高污染条件下生活，跟非长期在污染条件下生活的人群相比，耐受力有何不同？长期受燃煤污染影响，跟不完全烧煤国家的人群相比，健康状况会有什么变化？

　　她认为，上述疑问都还没有确定答案，“我国必须加大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力度，以解答上述疑问”。

　　阚海东非常赞同唐孝炎的说法，他说：“我国急需大气污染前瞻性，特别是与PM2.5有关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这种研究是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气污染疾病负担问题提供最重要依据。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利用一些西方国家的证据来推算我国大气污染疾病的负担。”

　　据悉，日本从2007年开始规划，2010年正式实施日本儿童健康和环境健康调查。该调查持续23年，其中，用3年时间来招募、挑选研究对象，然后从母亲怀孕前开始观察到怀孕、再到孩子出生，出生后将随访13年，最后将用5年时间来做数据分析和解析。

　　“制定本国环境标准的科学依据，只能从本国人的队列性研究中获得。因此，不但是日本，美国、欧洲的很多环境健康研究都持续10年、20年以上。在科研层面，我国是否也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开展一些前瞻性队列研究？”唐孝炎等专家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我国就只能是引用国外的环境健康标准。

　　环境健康研究，缺钱缺人缺法规

　　“目前在我国，环境健康方面的科研课题数量少，基本在公益项目序列内。一般只有500万、600万元人民币的经费，最多的不超过1000万元。这样的资金量无法支持大规模、长时间的队列研究。”一位环保研究人员说。

　　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空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研究上。

　　其实我国在环境健康研究方面，除了缺钱，还缺人、缺少法律法规。记者了解到，我国主管环境健康管理的机构是环保部科技标准司“环境健康管理和气候变化应对处”，被称为只有“半个处”。在地方的环保和卫生系统内，没有专门做环境健康的机构和人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小丽说，在日本和韩国，都有专门主管环境健康的司局级行政部门。日本在1973年发布了公害损害健康赔偿法，该法出台后又实施了行政救济和补偿措施；韩国先发布了一系列与环境健康有关的法规，2008年正式颁布了专门的环境健康法。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秘书长易斌说，学会曾就《环保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建议，其中建议增加一条：“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环境与健康研究，开展公众环境与健康基础调查，划定高风险区域，建立环境与健康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收集、管理环境与健康相关信息并定期评估，实施必要的环境与健康政策……”

　　“遗憾的是，在环保法修正案第三次审议时，我们没有看到该条款。”易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