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从转变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格局角度看，对于所有受教育者都有利。如果能建立多元的高考评价、选拔体系，引导基础教育进行个性、多元化教育，我国教育将走出单一的应试模式困境，也让受教育者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国内重点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也会改变各地的高考利益格局。如果北京、上海户籍人口认为上海、北京学生素质高，那么，完全可以在新的自主招生体系中也获得优势，而这种优势将更具说服力——不是靠高考录取指标多而获得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而是在新的平等的多元评价体系中，获得更好的评价而被录取。

　　再者，在自主招生多元评价体系中，为校正不同地区的教育差异，通常会有地区教育因素、家庭因素指标，全国各地考生可在任何地方报考，而招生学校将视学生的学籍所在地，给予教育薄弱地区学生一定的加分评价，甚至会面向薄弱地区单列一定的招生数。针对这种情况，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求学，可以城市学籍参加统一测试，申请大学自主招生，但他们能否被录取，取决于自身的综合素质，相比家乡学生，在新的录取体系中，不一定就有优势。

　　从某种程度说，异地高考问题和当前自主招生联考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教育部门放权，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异地高考问题得到解决，而联考也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变异了。

　　不听取民意，只有政府部门拍脑袋决策，这必然带来三方面问题：一是政策制订极为随意，我国联考政策一年一个样，就是因这一决策机制所致，如果有必须听取民意，将民意纳入决策的机制，政策不可能变化这么快。二是政策只体现行政部门的意图，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意见被漠视，很多政策一出台就遭遇质疑。三是无法表达意见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群体陷入彼此“掐架”中。一项政策，总归会有得利者，也有不利者，于是得利的一方，和不利的一方，就打起口水战。而在热闹的口水战中，大家似乎忘了，这次的得利者，下次可能是受损者，造成受损的原因，不在于这次的得利者，而是作为决策者、处于强势的行政部门。

　　要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切实的维护，就必须赋予他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当每个公民都有了这样的权利，才会减少不公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每个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这些权利，不要对他人遭遇的不公幸灾乐祸，要知道，决策机制不变，类似的不公转眼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