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创新活力为抓住机遇创造了条件

　　科技日报：对于新能源革命，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要抓住这次机遇，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他们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通常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关注到，在不同场合您多次提到，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积极性。为什么您这么强调地方政府的力量？

　　柳卸林：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各级地方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他们有能力投资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的竞争关系，更增加了他们以创新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

　　举个例子，中国的光伏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呢？江苏、浙江等地在看到硅的价格上涨时，很多企业寻找原料，发展硅产业。当硅价下来时，他们则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并逐渐形成地区新兴产业集群。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产业发展的推动者。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常州天河光能有限公司等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应当看到，当地政府拥有自主权，非常国际化，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这是一种中国的力量。它为我们抓住机遇创造了条件。

　　地方政府在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时要把握好尺度，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政府鼓励产业的发展，但不能变相到用财政为它做担保，为公司发工资，不能被企业“绑架”。

　　科技日报：未来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面向市场，越来越面向需求。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能更敏锐、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发展新能源产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又该如何分工？

　　柳卸林：对科技来讲，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是不同的。基础研究必须由科学家、专家作主，产业技术必须由企业家做决策。未来的产业技术也好，未来的新兴产业也好，都要发挥企业家更多的作用。我们现在太强调科学家和专家的作用，而把企业家的作用考虑得太少。

　　中央政府应对全国产业有核心辐射能力的领域进行支持，如集成电路等；应对一些大项目进行重点投资，如大飞机、航空航天等。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接力棒的角色。它不做基础研究，但可以把一些科研院所、大学的一些技术成果介绍出去，让企业家来做判断，这是不是有产业前景的技术。很多民营企业家对好技术都非常敏感。现在，很多研究院所太强调为中央政府服务，而不看重为地方政府和产业服务。这种鸿沟将深刻影响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

　　科技日报：长期以来，国内大量的科技资源投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他们在科研组织能力和知识储备上却相对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现实情况存在错位。这种情况该怎样改变？

　　柳卸林：这种错位是因为缺少一种制度设计。我国要建立一种互动的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科学与产业的互动。中科院和苏州共建苏州纳米研究所就是对互动机制的一种探索。

　　现在，科研院所和大学，包括很多面向产业的研究所都是从政府申请经费，他们并不太关心产业需求，更关注经费来源、国家项目、科技评价等。国家要进行制度设计，把应用类科研院所推向市场。要对应用类科研院所承担的国家项目和企业项目做好一个比例分配，中央财政经费只下拨研究经费的30%—40%，其他经费从地方政府和企业手中拿，迫使科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做国家的项目，另一段时期内做面向产业的项目，或者在一个课题组里，一部分面向国家项目，另一部分则面向产业进行开发。这样才能做好国家需求与产业需求的互动，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互动，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核心观点

　　是不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它的资源基础是不是可持续和大量供给。如果支撑产业发展的资源有限，那么这个周期不会太长，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也就无法形成一种变革性的“革命”力量。

　　现在正处在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前期，再过20—40年，下一代工业革命才能真正展开并实现。

　　如果新能源的变革只是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只是对现有能源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那么就谈不上对现代城市、产业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变化。

　　未来的科技革命是全球化的，可能由好几个国家共同推动一场革命。

　　美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是怕他们自己的市场把中国的光伏产业拉动起来，自己反而缺少光伏企业，最终导致在这场新能源竞争中落后。这是一场国家竞争。

　　相关链接

　　中国如何引领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

　　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

　　纵观人类历史，新型的通讯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之际，正是经济革命发生之时。新能源革命使得商业贸易的范围与内涵更加广阔的同时，结构上更加整合。相伴而生的通讯革命则为对新能源流动引发的更加复杂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现在，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即将融合，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革命无疑将改变整个世界。

　　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这一诱惑使中国倾向于更加依赖日渐式微的传统能源。然而，煤炭和天然气固然令人兴奋，但是相比于巨量的可再生能源而言，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可以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一样，中国每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潜力要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

　　中国人需要关心的问题是20年后中国将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在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利于泛大陆市场的培育并加速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中国也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推动整个亚洲实现向后碳社会的转型。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反映出了权力关系本质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均采用垂直结构，倾向于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大权掌握在少数工业巨头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却截然不同，其采取的是扁平化结构，由遍布全国、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着作用。

　　这种由金字塔形向扁平化力量结构的转变不仅将改变中国的商业领域，对文化和政治领域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己创造信息并通过在线社交网络实现与数百万人共享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来说，自己生产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网络实现共享这一设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现在，对于中国而言，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人才与资源，深刻地认知在21世纪上半叶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性，应该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摘自《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