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研，李曙光亦总结出很多的大道理。比如在他看来，科学家一定要有不甘平庸的创新意识，也因此需要敏锐的嗅觉。

　　去MIT进修前，指导教授Hart让李曙光作新生代玄武岩的地幔研究。“比我先出国的三个同事都做这个题目，我还拿那些样品去重复研究没啥意思。”李曙光坚持自己的想法，带着很多太古代的绿岩带样品前往，打算作老地幔研究。

　　他的学术挚友、著名地质学家孙贤鉥建议，“秦岭造山带”作为中国南北方的地质分界线意义重大，希望李曙光在美国期间也能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在此建议下，李曙光考虑到大别山是秦岭造山带的一部分，又在家门口，就前往秦岭、大别山采样，并在大别山绕拔寨采到一块特殊的镁铁质变质岩石——榴辉岩，带着它去美国学习、研究。

　　在MIT期间，李曙光学习到Sm-Nd（钐-钕）同位素测定方法，用此类同位素对榴辉岩定年非常合适。1985年，他就测定了这一榴辉岩的Sm-Nd年龄。

　　为了弄清楚榴辉岩年龄的地质意义，李曙光在阅读变质岩文献时看到，1984年在阿尔卑斯山和挪威西部发现柯石英的重要进展，意味着陆壳可以俯冲至地下至少90公里深度。“陆壳俯冲”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国际地质界的震动。

　　李曙光马上意识到，他第一个测定的大别山榴辉岩Sm-Nd年龄，有指示华北和华南陆块碰撞时代的重要地质构造意义。

　　1986年回国后，李曙光放弃了已有多年积累的太古代地幔研究，集中精力研究超高压变质岩和大陆深俯冲的题目。1987年，他申请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研究大别——苏鲁造山带的榴辉岩Sm-Nd年代学。

　　1989年，大别山榴辉岩年龄测定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同年，大别山也发现了柯石英。李曙光成为大别山陆壳深俯冲研究中，第一个发表同位素年龄的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超高压变质带，大别山的陆壳俯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十多个国家的地球化学家纷纷进驻大别山，一场科研竞赛也就此展开。

　　“全世界的竞争，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要想成果产出第一，必须投入超过别人。为此，李曙光将全部精力投入大别山的研究，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强烈的求胜欲望和对于兴趣的痴迷支撑着他，“在这个行当要出成果，工作与生活就不可能分开”。

　　回想起来，李曙光说自己的科研转向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这个方向上，他一做就是20年，成为其后半生科研的重点，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上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引用量均过百，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

　　李曙光常常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学子们，科学问题更多是在科学实践中发现的，不可能空想出来。除此，科研成果还要经得起检验。

　　李曙光最早测定报道的大别山榴辉岩Sm-Nd同位素年龄是240百万年，属于早期三叠纪。这一年龄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议，很多人不承认。国内有不少人采样重测，得出的结果五花八门，差距极大。

　　“但是，所有国外研究室得出的数据都支持我的结论。后来国内引进高精度离子探针，才证明了我的结果正确。”争论了10年之久，李曙光得出的早期三叠纪碰撞时代的结论最终得到公认。

　　这得益于李曙光在MIT期间严格的样品挑选工作。在严密的科学方法面前，科学并无诀窍可言，只有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正是如此，才成就了李曙光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科学家的境界

　　回顾自己的科学人生，李曙光有不少感悟。近年来，他去过很多所大学，与年轻学子分享他对于做人、学习和从事科研的心得，也曾在不同场合呼吁科学家要重视声誉。

　　对于科学家的声誉，李曙光认为是由学术水平、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在科研工作中的为人及道德操守决定的。简单来说，无非也就是做学问和做人的要求。

　　“科学研究有两重性，既是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也是一种谋生职业。”在李曙光看来，作科学研究的人，也因此会有两种不同的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将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而第二种境界，仅仅是将科学研究当做养家糊口的手段，发现和创造则在其次。李曙光认为，只有在第一种境界下，才能称其为科学家。“追求真理是第一位的。如果将二者颠倒，道德操守又不严，就会产生学术不端行为。”

　　李曙光告诉记者，中科大校训“红专并进”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红专”是上世纪60年代的提法，在他看来，其实讲的也就是既要学会做人，又要学会做事的道理。

　　在很多人眼里，李曙光的感悟都是大道理。但他始终认为，这些道理其实并不空洞，因为“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并不抽象”，而是会通过一件件的小事情“落实到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