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必须得承认，严格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的审批制度和程序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所有的转基因作物一棒子打死。

　　在2010年7月27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六版中有一位名为“田松”的作者发表一篇题为《超越科学看转基因问题》的文章，作者主张，“为了避免转基因一类新技术的危害，我们应该超越科学，用哲学的、历史的眼光审视新技术的应用，由科学家来提供证明其无害的‘科学依据’，而不是由质疑者提供证明其有害的‘科学依据’”。

　　作者从一个法学的角度，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出发，要求科学工作者给出“转基因食品无害的证据”，从辩论的角度来讲，他的要求完全合理，这也暴露了我们在科学知识普及上的缺陷：科学研究者和这个领域之外的人们的沟通实在太少了，如果在将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初期就做好知识普及的话，相信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不明就里，对所有转基因的东西都抱有恐惧心理了。

　　作者还从“大科学”的概念出发，认为政府、企业和科学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那什么是“大科学”呢？普赖斯认为，大科学的特点是：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当前的科学研究由于投资较大、规模大，需要科学家之间、科研机构之间，以及政府间的合作，所以，合作者之间存在着投资问题，若是将这投资关系视作利益的争夺，是与民夺利，那是过于偏激的。

　　在基因工程方面，我们在对农业生产的转化即转基因方面并不是走在国际前端，西方国家在1990年还没有正式种植转基因作物，到了1999年种植面积已达4000万公顷。全世界转基因种子的销售额在1995年仅为7500万美元，而1998年已飙升至15亿美元。 美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是最大的，市面上一些产品早已经包含了转基因成分，比如饮料、啤酒等，但并没有遭遇多少质疑。

　　有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质疑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人员是被美国洗脑，这种说法是不理智和不负责任的。实际上，科研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民族感情，都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毕其一生精力潜心于科研工作，努力推动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前进。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国的科学家就有很多的独创性成果，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分离了植酸酶基因，并成功将其转化到玉米当中，以期改善饲料中磷利用率低和环境中磷污染问题。这个植酸酶基因，就完全是我国科学家独立发现、分离，并完成后继一系列工作的，他们对这个基因的性质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对其安全性有十足的把握，并且已经完成一系列的安全评估和试验，我们国家对这个基因就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所以说，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认为“转基因是西方国家毒害中国人的阴谋”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同样也是充满智慧的民族，历史上，我们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究任务，事实证明，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也是有能力去承担高新的科研任务，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反而不相信中国的科学家了呢?为何不相信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能力承担起生命科学的研究重任，为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粮食生产作出贡献呢？

　　我们从反对转基因技术人士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他们提出的论点和他们的依据，未能摆脱“文学院”的束缚。他们反对转基因，大部分都是一棍子全打下，所有的转基因都未能幸免，然而，唯物主义的学者们是需要全面、发展着看问题，如果反对转基因的人士未能从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出发，那么所有的这些争论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甚至会由于科研工作者的不善辞辩，眼睁睁让一些过右的言论激发人们过分的抵制情绪而无能为力，甚至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再次在科学上落后于人。

　　今天，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正面临着公众接受的挑战，而要让公众接受，树立转基因技术的正面形象，首先要做的是与民众的沟通以及对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众多从事生物技术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了这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并愿意解答人们对于转基因知识的疑问，也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