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达7000万～8000万千瓦，届时，它将在整个电力里的比重达到7%左右；到2030年，核电装机将提高到2亿千瓦；到2050年，提高到4亿千瓦，届时核电装机容量将是整个电力行业的15%。由于核电每年可以运行七八千小时，远远高出风电2000小时/年的运行时速，其发电量的贡献率将到22%。

　　“2030年之前，核电的实际贡献都是依靠压水堆技术，我们希望到2030年，快堆能开始作实际的发电贡献。”杜祥琬说。

　　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互不排斥

　　在核电发展过程中，关于自主创新的问题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快堆实现临界，并不等于我们完全掌握了快堆技术。中国做完了实验快堆，正在与俄罗斯合作开展示范快堆的技术攻关。”杜祥琬透露。

　　杜祥琬认为，在核能发展中，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互不排斥。

　　20世纪70年代，核电开始在中国起步，最初中国选择的是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模式，走的是完全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并建成了30万千瓦秦山核电站。之后，中国成套购置了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核电机组，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就是采用引进技术。2006年，中国又引进了美国和法国的第三代压水堆技术——AP1000技术。

　　“因为它的安全性和效率都更高。我们可以在已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吸收、消化、再创新。”杜祥琬认为，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并不矛盾，从引进消化吸收起步，然后走向自主创新，这条路线更为切合中国的实际。

　　不仅如此，核能发展的第三部曲，也就是发展聚变堆，更需要国际合作，不仅是中国，即使美国和西欧的发达国家也很难以一国之力单独建造一个聚变堆。

　　2006年，欧盟、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决定，在法国南部的卡达拉舍建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又称“人造太阳”计划。其目标是将热核燃料加热到1亿摄氏度，它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产生能量多于其消耗能量的聚变反应堆。

　　“可以说中国核能发展的‘三部曲’中都包含有国际合作。”杜祥琬说，不过在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同样需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增强国产化能力，这样才不会受制于人。

　　完善产业链

　　尽管核能在中国已发展了近40年，但截至目前，中国没有一个核废料处理厂。

　　杜祥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核电的规模十分有限，核废料的规模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产业。目前，我国主要是通过将核废料里的长寿命元素经过嬗变后变成短寿命元素，经过玻璃固化和层层屏蔽后，以深层地质掩埋的方式来处理核废料。这也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

　　然而，到2050年，我国核电如果达到4亿千瓦的装机容量，将超过现在全世界核电的总量。届时，我国的核电发展将从东南沿海地区延伸到内陆地区，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也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杜祥琬认为，核电发展不仅仅是建立核废料处理厂的问题，对于发展核电来讲，安全永远是排在首位的，其次核电发展还应注意全产业链的协调，不能仅盯着制造业。

　　“发展核电应从前端的核燃料加工、循环利用开始，到后端的核废料处理，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否则核电发展很难得到匹配。”杜祥琬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