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光谱很特别，大家都很想探寻其中的奥秘，一次一个比他小6岁的同行，忽然想出了一个理论，并用实验证实了。张存浩说：“我当时真是高兴极了。”

　　在采访中，张存浩的叙述方式，让记者忽然想起了一个词——“非主语”。尽管这是对他本人人生经历的专访，但他时不时就把话语引向了“他人”。

　　1986～1990年张存浩出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开始了“科研管理一肩挑”的学术生涯。熟悉他的人，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凸显了一个不常见的特质。尽管他身为领导、又是项目负责人，在整体研究中发挥着领头雁的作用，而在发表学术文章甚至上报科技奖励时，他从来都是把站在研究第一线的同事们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他说：“我的贡献不如年轻人大。”

　　说起他在面对困难任务的信心时，张存浩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的科研队伍了不起。”因此国外能做的，我们通过努力一样能做到，“每当看到一起工作的同事，我就充满信心”。

　　张存浩于1991～1999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其间，在他的倡议下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这项基金的设立，一直受到科学界的交口称誉，谈起这个举措，张存浩再次把贡献归于他人：“我不过是把几个人的想法综合了一下，正式提交上去。”

　　在采访的过程中，张存浩一度陷入回忆，沉默片刻后，他面露微笑说：“回顾60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

　　恒久不变的是奉献

　　一生都在围绕国家需求搞科研的张存浩说，时代发展了，应该在“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间找到一个比例的平衡，鼓励“自由探索”，但科学从来就不是盲目的。

　　张存浩认为，传承了400多年的现代科学，从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先驱身上代代流传下来的精神中，最可贵、最值得当代中国科学家借鉴的，就是“科研诚信”。

　　谈起我国的精神传统，张存浩说：“像王淦昌这样的老科学家，隐姓埋名很多年，真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为中国科学界树立了榜样。”

　　干工作不能讲价钱，这是张存浩从比自己更年长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学到的美德，他说，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科学发展60年，这是最值得年轻一代发扬光大的传统。